猛尚默默无闻时，听闻桓温入关，曾身着粗衣短褐去拜见温，扪虱而谈：“中原大乱，源于晋室内乱，而晋室内乱，非源于女子也，而源于法纪废弛……吾为司马氏欲哭无泪矣！”温对其远见卓谈赞叹不已，甚为赏识。桓温即将班师，赐猛衣帛车马，拜他为高官督护，邀他一同返晋，猛却拒受之。后苻坚主政前秦，他有心成就霸业，招徕贤才，听说王猛名声，让吕婆楼去招抚他。两人“一见便若生平，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3]此后猛在“符坚就治下的秦国，震压豪强，休息民力，出现汉魏以来少有的清明政治。”[8]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1]的尊汉鄙夷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居于人们思想的统治地位。至魏晋时，民族矛盾更是普遍，民族界限也更加分明，晋统治者常称入居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是“犬羊”、“丑类”等，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此背景下王猛拒为汉人出策，避之唯恐不及，反助氐酋治国，“弃汉择氐”，可见其对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无甚差别，一目视之。王猛之所以会有视各民族平等的观念，做出“弃汉择氐”的行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与整个时代的背景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这一时期，和平交往与暴力冲突是各民族间进行接触和交往的方式，各个割据政权之间恶斗争霸不断，胡汉各族也常呈敌对战争状态，相互侵略、征服、暴力掠夺。但各民族间的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依然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彼此之间的闭塞状态被打破，不同民族和文明也加强了交流与汇合，夷汉之别观念逐渐淡化。因此，在民族大融合的概况下，王猛选择为氐族服务，对各族一视同仁的民族观是符合时代背景的。
其次，贾俊菊学者曾经指出：“西晋时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不断膨涨，九品中正制也完整化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所以对出身贫寒的王猛来说，在门阀制度已确立的东晋实现他“济世”的理想是非常困难的。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分析了为魏晋出身寒门士人的思想情况:“他们即便有才能，也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8]因此在温“赐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3]时，猛拒受之。王猛对仕晋有着相当明确的分析，深知自己仕晋不会受到重用，又想一展抱负，自然会偏向少数民族政权，并且因出身贫寒，故猛也无东晋世家大族深入骨髓的“尊汉鄙夷”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在日后较容易接受少数民族政权，并为之服务，逐渐形成其各民族平等的观念。
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少数民族中存在一种颇为普遍的向汉心理，各族纷纷接受汉文化向汉学习，前赵刘曜设小学，太学；后赵设太学，四门学，郡国学；石勒尽管残暴，但对学习汉文化却十分热心，曾颁布法令不准侮辱“衣冠华族”并恢复九品官人法；后秦姚兴召老儒生在长安开馆授徒；后燕慕容玉“定士族旧籍”；前秦苻坚恢复“魏晋士籍”，重用汉族俊杰。各少数族政权重视汉族文化，启用汉族士人，这让王猛看到了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希望，并且前秦鲜卑诸族在当时都已一定程度的汉化，生长在北方的王猛看到北方在胡族政权的治理下丝毫不逊色于东晋的统治，猛对各少数民族不再持排斥贬低的态度，逐渐从心理上接受少数民族，对各民族一视同仁。
最后，前秦时各民族的融合，不仅有少数族的汉化，也有汉族的胡化，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带来了他们优秀的思想文化，如杂技、乐舞、服饰、等，给汉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汉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王猛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吸收包容胡族文化的汉文化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胡族和胡文化，夷汉之别的观念逐步淡化。 王猛与民族融合探析+文献综述(2):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17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