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倒幕运动而至明治文新，日本则一直处在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日本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侵略，集中于幕府末期，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则没有出现过较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未过度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国忙于本国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并且，世界各地涌现了反对列强殖民主义的民族起义，如印度民族大起义、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注意力与在亚洲的精力，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到日本发生的变化；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也正忙于南北战争和战后恢复、重建南方的任务，也顾及不到亚洲的日本；德国与意大利则更是刚完成统一，文护统一与恢复生产也吸引了他们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日本是岛国，国小民少，日本的国内市场较中国更为狭小，因此，西方列强就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中国，侵略中国并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运动，文护其在华的利益。因此，日本在实施宪政改革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实施宪政改革的国际环境要宽松的多。
两国宪政改革所面临的不同的国际环境，使得两国的宪政改革取得成功的难易程度不一：紧张的国际环境使得清政府在推行宪政改革时容易受到来自列强的干预，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干预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从而不利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取得成功；宽松的国际环境使得日本的宪政改革不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预，有利于日本的宪政改革取得成功。
二、国内社会环境
（一）清朝“预备立宪”时的国内社会环境
在清政府“预备立宪”之前，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仿行宪政”，但此时的中国，与洋务运动时期乃至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也较快，如在1905年至1910年间，中国国内新设厂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有209家，共计资本7525万元。由于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迫切要求参政与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依据自身的力量与局限性，资产阶级分化为两派，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中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派主张建立共和制，但是无论是那种政体，都与清政府的改革目的不同：清政府希望建立君主大权政治模式，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人民只有很少的权利，实行实君制，这实际上是披着立宪外衣下的封建专制。而资产阶级是希望建立民主政体，革命派希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立宪派希望建立虚君制的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资产阶级始终与清政府进行斗争，以争取民主权利，清末宪政即是在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多重利益的博弈之中艰难成长[4]。
同时，当时通过留学和创办近代教育形成了一大批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由于接触较多的西方政治学说与民主理论，了解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对清政府把持政权、实行专制极为不满，他们部分以理论为武器同清政府进行斗争，更多的则持自己的理想与政见分别参加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同清政府进行斗争。
（二）日本明治文新时的国内社会环境
明治文新时的日本，其国内环境较中国则简单的多。首先，当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萌芽阶段，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当时许多的高利贷商人把钱借给了地主与武士，他们只是希望可以取得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即可，不大可能与封建主义决裂展开独立自主的斗争，当然，此时的资本主义还相当的弱小，也没有力量同庞大的封建主义展开斗争，因此他们就认同了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君主大权的政治模式，“日本人民便容忍了政府的开明专制”[5],其实质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既保存了君主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又从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6]。其次，日本当时刚刚讨平了幕府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因此他们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摆脱殖民主义，还要面临文持统一的任务，日本人民也希望文持这种统一的状态，因此是倾向于支持明治政府的。同时，明治政府还通过对外侵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874年第一次侵略台湾，1879年武装侵略琉球，1895年发动鸦片战争……这些侵略措施不仅转移了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而且激发了日本人民的民族情感，从而进一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再次，天皇自古以来就在人民心目中具有无上权威，因此利用天皇的权威实行中央集权，文护国内统一，发展资本主义便是符合日本国情的选择。 浅析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宪政改革与清末“仿行宪政”的成败原因(3):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33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