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体残疾的父亲、被丑化的父亲，还是实权被置换的父亲……这一系列“去势”的父亲均和张爱玲的父亲大相径庭，他们同样和子女存在隔阂，但是已经不能像“五四”及以前那样呼风唤雨了。这是饱受心灵创伤的张爱玲的刻意为之，却又不是为了迎合社会的应景之举。

三、 放逐：两性话语下的形象他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新的文学规范促使女性书写“自我”、小家庭的主题也开始向“文学为政治”主题服务。五六十年代的涌现出的诸如宗璞、茹志鹃等女性作家，书写视角多选择对光辉形象进行赞美、对革命胜利和政权更替的肯定，紧紧联系“共名”的时代主题，肩负着作家重大而光荣的时代任务。直至新时期，伴随文学主题及作家创作自由度弹性的增强，女性书写家庭的题材开始趋于边缘化，两性关系作为容易形成冲突的对立项，成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关注的重点。“父亲”一词作为强权、压迫的符号性质也开始减弱，并且很少再被置于社会主流视角进行批判。“父亲”开始被作家放置在异性个体的审美范畴中，其对于女性的单一的血缘意义被放逐，而为两性视角下的丈夫、情人、劳动者等其他社会形象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