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点像中国民间的“评书艺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评书又称说书,一个人表演说话,通过讲故事情节、模仿人物、议论事实等手段,戏说历史和当下现象。像“且听下回分解”这种,在最后设下悬念,在高潮迭起处,扣人心弦。评书的创始人是柳敬亭,产生之初,属于说唱艺术。民国时期,说书受到欢迎,说书人说《三国》广受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收音机和广播的推广,留给说书艺术很大空间。
民间评书之所以受大众喜欢,是因为它满足大众传统心理——好热闹、爱怀古、喜故事。作为小说大家的大仲马的作品,不再是奇闻异事的堆砌,不再是民间故事的更新再造,其独具匠心的情节构造与读者传统心理达成契合。因为大仲马小说进入中国,通过译者“意译”,已经“曲解”,形成符合中国读者接受的模式。与古典的中国小说相比,它受到普通大众喜爱,《小说从话》中说,中国小说像西式的花园,可以看到全景;相反外国小说就像中国明园,只有全部游历个遍,才能感受其中的趣味。中国小说主旨鲜明,外国小说情节曲折,“闷葫芦”贯穿始终,障碍重重。所谓的“闷葫芦”,就是指大仲马小说中的“悬念”的技巧,这有助于提高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小说中场景变幻很多,有宁静和谐的港城,有恐怖阴森古代死牢,有凶险未卜匪窟,有人迹罕至的岛屿,有热闹非凡的巴黎,有战事连连的希腊,等等。这些场景发生的事不可能同时发生,但大仲马却把他们交织在一起,小说突破了固定的时空限制,更多展现情节的多样,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塞米利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说:“小说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规模之上,它涉及的范围要比戏剧宽广。在小说中,我们可能让几条行动线索同时进展,很多事例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1]”虽然情节复杂,却繁而不乱,三条复仇主线交叉重叠,却脉络清楚。邓格拉司、费尔南、维尔福三个人为了各自的欲望,联手将唐泰斯推向牢狱,从而有了唐泰斯向三个人的复仇;他让爱钱如命的邓格拉司在一次次投资中血本无归,直到最后破产落魄;他揭露以高贵身世为傲的马瑟夫伯爵在希腊战场上的叛敌行径,使其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大法官维尔福杀子的行为告上了法庭。正是欲望和贪婪促使邓格拉司、费尔南、维尔福之类专注于自己所没有的,总是觊觎更多的东西,因而总是心怀不满和厌恨。唐泰斯在遭受命运劫难之前对生活抱有乐观知足的态度,时刻感到身处幸福与快乐中。而当他被复仇的欲望所控制后,却只有在完成复仇任务后才能感到满足。来`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基督山伯爵》中主人公的复仇是通过个人战斗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他以“上帝”的名义惩罚仇人,以获得心灵的救赎。这与法国浪漫zhuyi小说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浪漫zhuyi的产生是对这种新的制度及现实的不满,表达了对之前启蒙运动和法国大要达到的美好理想的失望。表现了一种幻灭的惶惑、焦躁的期待。从最初作为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维护者,到最终以主观情感做为浪漫zhuyi文学的首要任务。后者注重于表现主观的思想,抒发个人的感情。他们注重理想,反对现实。他们主张,社会环境的描写,人物形象的刻画,乃至于作品结构,情节安排往往服从于作家的主观思想,而不太注重生活的逻辑和细节的真实。反对把古典zhuyi“理性”作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把描写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个人的内心感受,视为文学创作首要任务。斯达尔夫人作为浪漫zhuyi代表作家,她强调要表达出心灵深处感情。所以浪漫zhuyi文学中,不仅抒情诗,就是叙事和戏剧文学也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这部著作中,也体现出了浪漫zhuyi的这个特点,文中也穿插了主人公唐泰斯的许多心理活动的描写,但大仲马在这方面运用得还不够纯熟。在《基督山伯爵》中采用对话的艺术手法,但对环境和人物的勾画造成了影响,相较于同期的作家,其笔下并未塑造出杰出的典型人物。然而大仲马能够受新思想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对流行小说进行了革新。浪漫zhuyi作家主张创作的自由,反对文学创作的任何外在的干涉和限制,以及陈旧的观念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而主张诗人自由的驰骋想象,凭天才和灵感,抒发情感。浪漫zhuyi大家雨果就曾说浪漫zhuyi的运用就给了文学以自由。浪漫zhuyi尊崇创新,反对摹仿,重视奇特,轻视平凡,他们打破了古典zhuyi清规戒律,使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获得了自由。 《基督山伯爵》的艺术魅力以及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3):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794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