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皇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之间也存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上官婉儿的祖父和父亲被武则天以“同废太子谋大逆”为借口诛杀掉，由于当年上官婉儿刚出生，加之其母的身份较为特殊，这才免于一死，罚为宫中奴婢。上官婉儿长大后成为不可多得的才女，深受武则天赏识。作为罪犯的后代，上官婉儿本不能做官的，但是武则天识才爱才，用人不拘一格，毅然启用上官婉儿为贴身秘书，让她负责文件起草和批阅奏章，在政事上为自己分忧。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对上官婉儿尤为包容，有一次上官婉儿因某事触犯了武则天的旨意，按罪当斩，但武则天爱惜她的才华，于是法外开恩，只在她脸上刺墨以免其死罪。就这样，上官婉儿伴随武则天左右数十年，成为一代女皇最得力的助手，升华了传统的君主关系，她们已经是彼此的知己，惺惺相惜。现代领导与秘书之间更应该秉承这种可贵的关系，互相尊重、惺惺相惜。

三、宋仁宗与司马光、唐太宗与魏征：互相监督、敢于纠错

高质量的领导与秘书关系，并非下属对领导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而是下属能够在工作过程中积极监督领导的言行，主动发现领导的问题与不足，并且敢于指出。领导也应放下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身段，积极敞开心扉，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倾听下属的心声，只有悉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及时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有的放矢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帮助领导分担工作压力、辅佐领导作出科学决策是每个秘书人员的职业追求。这就要求秘书人员在工作中时时保持高度警惕，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工作内容，有敢于指正领导错误的勇气和魄力。司马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刚正不阿，敢于逆鳞庭争、秉笔直书。在宋仁宗生病卧榻之际，太子之位还没有着落，群臣都怕提起立储的事会触犯病中的皇上，为自己带来麻烦，便三缄其口。唯独司马光迎难而上，在三次上奏请求立储未果的情况下，又借机当面跟仁宗说起，但仁宗依旧迟迟没下诏书。司马光终于按捺不住，又一次上书：我从前给您进谏，马上便得以采纳和实行，这次却迟迟没有音讯，其中一定“受小人间沮，荧惑圣听，”[4]他们认为现在立储为时尚早其实并非真心为天下着想，而是想趁乱拥立自己所厚善之人，牟取一己私利，这就是唐代发生过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仁宗看后恍然大悟，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给中书省下诏立储。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这样殚精竭忠，面对领导可能出现的错误敢于及时指出，在政途上为仁宗掌舵护航，宋仁宗也是乐意倾听司马光对自己的指正，以更高的要求来规范自己。

魏征就任秘书监期间，曾有这么一段故事：唐太宗听说有一位才貌出众的郑姓女子，便下诏将其纳为嫔妃。而魏征却听说这位女子已许配给别人，于是立即入宫进谏：天子的职责就是关爱百姓，令他们休养生息，以其忧为忧，以其乐为乐。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要想到可能还有露宿街头的百姓；当安稳地坐吃山珍海味时，要想到有些百姓可能还食不果腹；坐拥后宫佳丽三千，便要想到百姓也有自己的家庭之乐。现如今郑氏之女已然许配给人家，陛下没有询问清楚便就执意要将她纳入宫中为妃，实在不是为民父母应懂的道理。太宗听后错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也及时收回了错误的诏令。也正是魏征及时指正才及时阻止了太宗失德。贞观六年，群臣为讨好皇帝，歌颂其善言德行，便提议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彰显国家的富强，但是只有魏征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唐太宗无法理解，于是问魏征不赞同封禅是不是因为自己功德浅薄，魏征回答：“陛下虽已具备六德，但自隋末起，百姓尚未落定户口，连年战事使得国库并不充盈来`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东巡耗费巨大，如果这时贸然启程，难免导致沿途百姓怨声载道，使国家陷入动荡。况且陛下封禅，周边小国也要派使者参加，而我们中原一带人烟稀少，万国的使者们要是看到中国如此虚弱，难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封赏招待不周，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欲望，那么将会后患无穷。为满足他们欲望的花费，及时是以后免除赋役，也远不能补偿百姓的破费。这样仅图表面虚名其实百姓、国家受害的事，不做也罢。”不久，恰逢中原多地暴发洪水，封禅之事就此搁浅，也证实了魏征判断的准确性。要不是魏征及时分析局势，制止此次封禅活动，这次洪水将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暴乱，带来严重后果。领导虽然统领全局，但难免会遇到考虑不周的情况，这时的秘书人员就要把领导所忽略的问题考虑其中，敢于指出领导的错误，防止领导走入歧途。 从中国古代谏臣与君主关系看领导与秘书关系(3):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79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