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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钱梦龙先生的学生时代，无论是武老师的谆谆教导，还是评弹艺人的“文学启蒙”，以及钱梦龙先生肯吃苦耐劳不凡的自学经历和善于思考的精神，都为其“三主”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钱梦龙语文教育思想的三个境界
钱梦龙语文教育思想的探索过程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发现桃花源的经过一样都经历了三个境界：
(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武陵渔人起初只是被两岸的桃花美景所吸引，没有明确的目的性。钱梦龙先生学生时代的求学经历到毕业后无奈选择教育行业的期间正是没有明确的思想目的性。1952年，钱梦龙先生刚刚初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那时他对语文教学可谓一窍不通，语文知识的储备也是远远不够。在当时要想当一名合格的教师是很难完成的，但他不甘示弱，努力修炼自己，凭借着学生时代积累的文学素养，企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教学之路。正应了那句俗语：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钱梦龙先生一开始想模仿自己中学老师“讲书”式的授课法，后来发现很难为之，因为自己才墨浅陋，无以能及。于是，他开始积极的思考，根据自己学习语文的经验选定了一种学习语文的方法：鼓励学生自己学。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法，并不是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做支撑，也不是因为他有超前的思想意识，只是基于自己独特的学习经历，认为这样教不会误人子弟。殊不知，这种方法的提出成为了其毕生追求的目标。
（二）“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钱梦龙先生在60年代的理性思考到“基本式”的提出，似乎看到了些什么，却又不甚分明，正如武陵渔人走到山林的尽头发现有一个洞口，仿佛看到了光亮，这个光亮也指引着钱梦龙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成熟。1956年，钱梦龙在教学方面摸到了一些门道，但从中概括出带有规律的认识，教学的成败似乎有些偶然性。于是他开始在哲学中寻求理论的支持，他把指导学生自学的过程看作一个认识过程，学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认识不同于一般的认识，人类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而获得真理，学生往往只需一节课甚至更短的时间便可获得，而学生的认识过程不一定完全遵循从感性到理性的顺序。但是，无论学生的认识过程怎么浓缩、灵活，总离不开实践。钱梦龙先生基于对认识论的理解着重研究了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作为语文学科，教学内容是一篇篇文章，因此学生的认识对象不仅是文章所反映的客观事物，而且也是这些被选作教材的文章本身。这样的认识对象，决定了学生在语文课上基本的实践就是“读”这些文章。同时，“钱梦龙先生也发现了传统‘讲书式’语文教学方式的根本缺点，不是在于老师讲得多与少，而在于学生“读”的多少。”[3]这是钱梦龙在60年代前期所达到的理论水平。还没来得及系统化时，十年“文革”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探索提高语文教学实效的途径。钱梦龙先生则沿着“文革”前的思路，继续研究语文教学认识过程的内在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式教学法”。所谓“基本式”指的是：自读式、教读式、作业式（又称“练习式”）。其中“自读”是从“自学”衍生的词，“教读”则是对应“自读”而提出的。钱梦龙先生认为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主要自学方式是“读”文章，所以学生的这种“自学”叫做“自读”；教师的工作是“教”学生“读”，所以称之为“教读”。名其为“自读”，就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去理解，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对课文的认识过程；名其“教读”，就应该多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少用单一的灌输方式，教给学生读书之法，而不是简单的传递现成的结论。“作业式”则是在学生对课文的认识过程基本完成以后的一次“再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或实现知识迁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