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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最初是以地理排斥概念出现的（Leyshorn、Thrift，1993）。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对于金融排斥的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本综述从国外、国内研究分别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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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研究综述27003
Rossiter （1997）认为，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最简便的方式是考察该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Kempson和Whyley （1999）认为金融排斥是一个多文度的动态复合概念，包括751个文度：地理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评估排斥和自我排斥。Cebulla（1999）在751文度的基础上将金融排斥细分为金融需求排斥与金融供给排除。也有学者认为从金融排斥的特征入手更有现实意义。Panigyrakis（2002）提出金融排斥的特征是某些群体无法通过适当的渠道获取必要的金融服务，与定义角度无关。
在影响因素方面，Guiso（2008）认为影响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排斥群体的教育水平低下，因此提高该群体的教育水平有利于降低自身排斥的影响，从而使他们的金融获得性得到提升。Ameriks和Zeldes（2004）研究表明居民年龄也会影响金融排斥，由于年龄与金融认知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金融认知程度又与金融排斥成显著的负相关，因此年龄对金融排斥起着间接的影响。
2 国内研究综述：论文网
国内研究金融排斥起步较晚，田霖（2007）介绍了金融排斥的内涵和扩展，但是只是将外国学者的理论观点总结研究，并没有结合我国国情深入研究，单纯的从751文度引入金融排斥的定义。王志军（2007）提出金融排斥也是社会排斥的一部分，既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排斥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对于金融排斥的定性分析主要集中于成因分析与建议的提出。曾雄旺、周孟亮（2013）认为现有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意愿不强是造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不足以及区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并且提出以建设扶贫动机的自主性金融机构来构建微型金融的核心。但该研究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对于农民是自身排斥金融服务还是金融机构服务意愿不强造成金融排斥现象没有深入研究。
但是对于金融排斥程度的定量衡量，国内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方法。有些学者采用改良后的751文度度量方法（高沛星、王秀华，2011），而董晓林，徐虹（2012）以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作为农村金融排斥状况的代理变量，他们认为虽然营业网点的形式并不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唯一途径，但是增加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的现象。类似的，杨德勇、田园（2013）采用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李春霄，贾金荣（2012）则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构建了金融排斥指数的模型，从四个文度：金融服务深度、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和金融服务的负担度来确定该指数。
宏观分析中，区域差异引起较为广泛关注，在李春霄，贾金荣（2012）研究中发现金融排斥程度较轻的是四个直辖市以及广东省，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金融排斥程度较重，而较为发达的东部金融排斥严重。基于四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研究金融排斥（杨德勇、田园，2013）的结论与上述研究有较大的出入，得出东部地区金融排斥显著低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金融排斥最为严重。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与指标的选择上，前者根据多元文度指数测度，后者通过多元回归找到地域差异与金融排斥的关系。
资源配置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隋艳颖，夏晓平（2013）基于农户收入分层分析农村金融排斥问题，侧重于中微观层面分析。他们认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面临的金融排斥程度以及主要原因是有差异的。低收入层次面临的金融排斥程度最严重，但是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供给排斥，而是源于自身排斥。中收入的农户也受到较大程度的排斥，主要是其旺盛的资金需求因违约风险高而得不到满足。该研究结果与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4年监管统计数据较为一致：农村民间借贷参与率高达43.8%，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旺盛。但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72.4%的农村家庭中，有62.7%的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到银行申请，只有9.8%的家庭向银行提出申请贷款但是被银行拒绝。陈雨露，马勇（2010）认为农信社“脱农”问题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将金融机构的资金引入政府项目，提出有效的外部监管会遏制这种不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