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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家庭教会的研究有：周润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高校周边出现家庭教会，政府要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引导家庭教会走合法化道路[13]；吴隆升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应当将大多数家庭教会成员视为积极因素而善加引导,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使家庭教会走上合法登记并接受政府有效监管的道路, 这是引导家庭教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重要环节[14]。
对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区别与互动上的研究有：刘平在关于城乡杂居村新教家庭教会世俗化的调查报告一文阐明了中国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的过程，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同时在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和信仰自由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5]；王再兴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分别称呼为“大教会”和“小教会”，通过调查认为作为小群体的家庭教会类似于神秘主义的松散的信仰群体，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大教会”和“小教会”具有相似性，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16]。
对家庭教会与世俗权力的研究有：王梦娟和陈柳提倡政府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倡导正确健康的宗教理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10]；杨林霞通过对豫南X地非登记教会的研究，通过对三个不同类型的非登记教会在各自不同领域的境遇的研究，说明非登记教会管理上的困难，但是也建议对非登记教会不能采取打压限制的措施，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应该赋予其一定的活动空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17]。
2．关于基督教传播方式的研究
中国对于宗教传播的研究起步较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农村信教群体的增加，开始研究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传播，乡村基督教的信仰与传播现状，基督教在我国农村的传播策略分析，为扩大自身影响，改变传播策略，主要是传道方式间接化，手段现实化，目的公益化，内容显示化[3]。
对于传播方式的研究有，谢明综合运用宗教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以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方法和传播策略作为切入点，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对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传播者身份的模糊性传播渠道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传播效果的显著性[24]；宋安通过基督教和佛教的对比， 来分析基督教新教的组织性和民主性、平等性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5]；夏红对山东基督教传播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基督教传教的方式不断变化，从直接的奔走布道、宣讲福音转向教育传教、医疗传教、赈灾传教与发展生产事业传教等间接的方式，到从纯以传教士为中心并雇佣本地助手的传教模式转向建立“自立”和“本色化”的教会模式[26]；陈文江、严学勤运用“技术化”机制指出基督教在甘肃传播的熟人关系逻辑[27]。
随着互联网和大众媒介传播强势地影响人类生活，众多互联网上的基督宗教相关网站都设有与传播有关的专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传播的相关问题[28]。
基于新兴网络传播的研究有：赵冰指出宗教的虚拟化传播与国家安全一文指出宗教借助现代网络工具进行传播，由于网络传播，影响大时效快，对于受众有一定的引导倾向，但并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绝对威胁；基督宗教传播的视觉媒体研究基督教同时运用视觉媒体工具来塑造自我身份的认知，达到使人信仰宗教的目的[28]； 左鹏，厉彦龙以大学生为对象，表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宗教逐渐与网络结合，宗教利用各种社交网络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创建基督教门户网站、设立基督教社区论坛、开辟基督徒博客、利用基督徒社交网络等进行传播，给国家的宗教治理带来一定难度[29]；郑伟考察了基督宗教的传播者与教会、视觉媒介的主要内容与符号、编码方式与象征、以及视觉媒介分别在个人、社会和跨文化三个层面的传播效果[30]；赵冰指出宗教通过互联网那个传播不仅是一种新现象,更是一种易变性远大于稳定性的现象 认为宗教,包括其相关内容的虚拟化传播,对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互联网技术的介入,一方面能够放大宗教中的非理性,并为宗教极端活动提供便利,从而加大宗教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国家安全的文护提供新途径和新方法,以遏制和消解这种消极影响[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