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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讲，汉语词义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汉语词义较系统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尔雅》和《说文》。但具有现代意义性质的汉语词义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大致历经了三个时期：4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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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的汉语词义性质研究
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汉语还尚未形成，虽然一些学者对汉语词汇做了初步的探究，但研究材料还是古代的。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说是起始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马氏文通》，作品中涉及了关于词义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言文一致，现代汉语逐步形成论文网，使得词汇研究材料由古代汉语转变为现代汉语。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 标志着转变的彻底实现。对现代汉语词义的研究以三十年代为开端,徐沫在1937年发表的《意义底错综》一文中揭示了词义的差异性。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同义词的现象。1940年, 汪馥泉在《语汇试论》中首次研究了词义发展的问题,他的这一研究对后世研究起了开创性的重大影响。在他之后，张清常在《周论》上发表了《辞义演变与文言文》一文，文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在这一阶段需要重要提到的是王力在1947 年发表的《新训诂学》一文，作者不仅肯定了传统训诂学取得的成就, 同时也着重的指出了它的缺点。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发展转变。
由此看来,这一阶段汉语词义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为今后学者研究词义的性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比较狭窄, 问题不集中并呈零散分布，因此本阶段对词义的性质研究并不全面。而全面的研究词义性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二）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汉语词义性质研究
汉语词义研究进入五十年代, 对汉语词汇的研究进入高潮。五十年代初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关于词的界定、基本词汇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核心是词语的形式，重点解决汉语语汇的形式和构造问题。另外此阶段的研究也关涉到了词义方面的内容。如，1957年，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讨论了词义的性质、语音和词义的关系、词的多义性等方面的课题。[2]周祖谟对词义多义性的论述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认可，在教学中也成为词汇教学的基本内容。1957年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中也阐发了与周祖谟雷同的观点。六十年初, 学术界就词义与概念义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1961 年, 岑麒祥写了《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该文章在《中国语文》第五期上发表。还有苏宝荣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中提出了“汉语词义的民族性特征”，还从词义与民族心理、词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以上的对词义的性质研究，虽然理论成果分析还比较肤浅，一般只是提出问题，表明作者观点，缺乏充足的论证，但是对人们今后深入研究汉语词义性质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八十年代初至今的汉语词义性质研究
这一时期的词义性质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期，这一阶段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专著，如，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此外还有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及苏新春《<汉语词义学>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1997)等，这些作品都对词义性质的研究有较深入的发掘。
对词义性质的研究将决定汉语词义的研究能否真正地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历年来各个学者对词义性质的解释都不尽相同。张世禄（1982）在仔细研究古代汉语的训释词之后，提出基本词汇除了具有全民性、稳定性、很强的构词能力之外，可能还有一种词义范围的广义性的存在。在此之后苏新春运用义素分析法、同义词互训法等对《说文》中所有的训释词进行分析，论证了张世禄提出的观点，并指出张老的观点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