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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将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居民有机的捆绑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具体来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通过土地抵押获取银行贷款已成为常态，政府只要有土地，就敢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而言，基于目前地价、房价高企的背景下，以土地作为抵押的贷款大会被视作优质贷款，银行也乐于向政府放贷。可是，一旦地方政府资金链出现问题，陷入财政困境，将会导致放贷的银行产生大量呆账、坏账。因此，可以说明“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套牢了国家金融体系，威胁着国家金融安全（张维宸，2011）。12
社会风险：一方面“土地财政”不仅抬高地价和房价，加重居民生活成本，侵蚀了城镇居民的利益，而且还催生了一大批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扩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非农用地需求的增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对农民的集体土地进行强制征收，而土地的补偿标准又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值，这种不平等的征地补偿制度极大的侵蚀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农民“失地又失业”的现象屡屡皆是，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岳桂宁等，2009）。13“土地财政”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在某些条件下将社会财富从穷人手中转移给富人、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投资转向投机、从产业投资转向房地产行业，抑制了民间的消费与投资，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行政腐败风险：程瑶（2009）指出国家土地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地方政府能够自由选择土地的出让方式，必然会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在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出让享有极大决策权的条件下，房地产企业会通过行使各种寻租手段来谋取土地开发权，最终通过房地产市场高房价的掩饰下，“租”就变得充分货币化与市场化了，这种行政价格与实际土地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差价，既是产生“寻租”的温床，也是造成地方政府过度经营土地的诱因。14
2、“土地财政”的积极影响
樊继达（2011）认为地方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施“经营城市”、“招商引资”等发展模式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起到良好地推动作用。15特别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土地财政模式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低成本的征地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晓玲，2011）。16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杜雪君等（200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财政”关联性进行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土地财政能够正向且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相互反馈的内在逻辑联系。土地财政通过对地方财力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会花更多的精力进行招商引资，加大对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开发“科技园”、“工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能够促进地方工业发展，提升地方工业实力，进而促使国家经济飞速发展。17
（四）研究文献对于本文的启发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可知，不少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思想都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本文的提供很多重要的参考对象。
从广东的基本经济状况看，从1997年到2008年的12年间，无论是政府财政收入还是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都呈现极强的发展势头，经济发展状况表现良好。伴随经济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该省的土地财政收入也保持了相近的发展速度。2001年，广东省土地财政与预算收入比值较低，为26.8%，此后开始逐年攀升，一直达到2007年的67.91%。显然，如此高的土地财政与预收入占比，说明地方财政中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性不可小觑。然而，从土地财政收入与GDP比重看，大多数年份这一比值在3%左右，表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创收目标似乎保持着和谐的节奏。当然，2007年高达1891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毫无疑问也受到了政府的注意。政府有意压缩了次年的土地财政收入，致使2008年土地财政与预算收入比回到了35%，一个基本处于十多年的平均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