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强等认为在第一代财政联邦理论下,由于收入的分权逻辑与支出的分权逻辑不同,同时不同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人均收入、公共支出成本等因素也不同,如果地方财政完全由本地税收和地方政府借款来进行融资,这会造成地区间的财政不平等[1]。虽然可以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实现财政均等化,但也会造成纵向财政失衡,从而产生公共池资源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杨大楷、汪若君、夏有为认为在政府之间,既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父子之争”也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的“兄弟之争”,地方政府竞争影响政府行为,进而使得公共产品提供效率在理论最优与实际提供上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突出体现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异化及其引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的恶化[2]。47551
Alberto 和Tabellini 认为政府债务的风险是由债务规模增加引起的,此风险能够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债务规模增加所造成的货币贬值风险,第二类是政府债务扩张可能会导致违约,影响政府原本的信用[3]。
王叙果、张广庭、沈红波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是影响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大量负债的全部激励,而政府的“经济参与人”和“政治参与人”的双重角色以及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负债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共同作用下,促使了地方政府倾向于大量建立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借贷[4]。
刘蓉和黄洪指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虽然在可以控制范围内,但新增债务比例已经超过警戒线,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5]。
由此看来,地方政府债务就是一把双刃剑论文网:虽然可以通过银行借款、政府债券发行、政府公共资金借款等融资手段为当地政府募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建设进程中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虽总体还在可控范围,但还是规模过大,政府债务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不可避免会导致风险累积。面对越积越高的风险之楼,政府出于本身的职能考虑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如果地方政府举债的事前激励一旦与中央政府实施救助或者成本分担行为相结合,由于各个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行为,并且还可能引发公共池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如果放任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膨胀,必定会造成地方的财政危机,因此如何保持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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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大楷,汪若君,夏有为.基于竞争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评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1):86-94.
[3]ALESINA,ALBERTOandTABELLINI,GUIDO.PositiveandNormativeTheoriesofPublicDebtandInfla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J].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2,36(3):337-344.
[4]姚亚伟,王周伟,张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金融管理研究,2014(1):90-108.
[5]刘蓉,黄洪.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评估与释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82-88.
[6]周耘璐.基于KMV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测算[D].江西:江西财经大学,2014.
[7]陈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适度性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
[8]马海涛,马金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思路[J].当代财经,2011(7):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