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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在西方历史上，虽然“舆论”一词到18世纪才得以使用，但早在古希腊伯利克里时期，人类最早的舆论研究便开始萌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学在西方创立。国外舆论研究偏向于探究更为基础性或更为宏观的问题，学者们分为两派，一是以17、18世纪的约翰·密尔顿、洛克启蒙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舆论很重要，政府只有与舆论相一致才能是合法的政府；二是以黑格尔为代表，认为舆论不应该重视，因为舆论中含有太多非理性的东西，大人物不应该受舆论的影响去得到某种理性成功。[2]66613
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引导研究是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的，目前已经成为众多学科特别是新闻传播和舆论、政治社会和心理等学科重点关注和探究的问题。
虽然国外学术界对“舆论引导”研究的成果比较分散，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出该学术概念，但经过精心查找分析专著还是可以了解到研究人员对此进行的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有关舆论的本质探讨——1965年，美国哈伍德·奇尔兹(Harwood Childs)的《舆论：本性、形成和角色》。（2）对于舆论导向的发生分析——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3）关于舆论引导目的和功能探究。（4）针对舆论引导路径方法的研究——杜•纽萨姆（Newsom）的《公共关系与实践》。[3]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进入文明社会时代初期就建立了渐趋完备的舆论体制，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群众舆论才冲破封建藩篱。在中国对公众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1988年刘建明出版了《基础舆论学》才正式开启了国内舆论学的研究和发展。近些年对舆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3年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主流媒体及政府的研究，之后开始加强对新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的研究。[4]论文网
我国学界关于“舆论引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有关“舆论”的本质探讨——刘建明教授1988年出版的《基础舆论学》、1990年出版的《当代舆论学》和2009年出版的《舆论学概论》，认为舆论本质上是“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陈力丹教授1999年出版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从舆论引导的角度对舆论的内涵进行阐释。（2）对于舆论引导的发生分析——学者许静在《舆论学概论》中明确提出在当下社会，应该建立适当的舆论表达机制，准许人们正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交流彼此的观点，从而更好地宣泄与疏导民情民意。（3）对舆论导向的作用和目的探究——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通过对西方“沉默螺旋”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对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进行分析，提出了“沉默螺旋”揭示“媒介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议程设置”揭示“媒介指导舆论的客观功能”。（4）舆论导向方式研究——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在《新闻舆论引导方法论》中提出“舆论导向，应该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高宪春在《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中提出：“如今的媒体环境瞬息变化，传统的传播模式已经被颠覆”，“舆论引导的研究不局限于以‘议程设置’为中心的单一方向，还可以融入作为重要补充源的新媒体对媒体议程的作用分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