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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面对白人世界所展现出的心理弱势折射了当时中国在法国等西方群体眼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而白人少女就是这个群体的生动缩影，尽管她家境贫寒，骨子里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尊心和优越感，而中国青年对这种不公平的状态并无任何异议，甚至认为理应如此。正如她所言：“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2]少女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自身家庭在经济方面的颓势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她感觉到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样矛盾的状态为她接近具有无与伦比经济优势的中国情人创造了契机，金钱和欲望是促使故事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她从心里抵触身为黄种人的中国青年，在生理和物质方面又特别依赖他，她羞于向家人承认自己的爱情，甚至在他们分离可能永生无法相见时女孩也可以从容地离开, 吝啬地连眼泪都不愿为他留下。“在情人面前，她总是显得居高临下，傲气十足，自然流露出对情人的蔑视，厌恶。”[5]这句话体现出在作者根深蒂固的观念中，白人女孩必须要让他感到胆怯，因为他是黄种人，杜拉斯无法想象一个中国青年在面对一个白人少女时能够不紧张、不自卑，无疑这也是形成中国情人独特气质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情人”的文化意蕴
(一)“中国情人”和“中国人”的抽象存在
在杜拉斯作品《悠悠此情》中，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对白人少女爱到了极致，他深沉、绝望的爱情让读者为之动容。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标题为“悠悠此情”，但是作品中的那位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却不是主要人物。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写自己病态畸形的家庭、绝望的母亲、嗜赌如命又凶残自私的大哥、懦弱善良的小哥。描写情人的句子也是支离破碎的。小说中仅仅用 “堤岸的中国人”、“那个男人”、“堤岸的情人”等一些简单的短语作为中国情人的称谓，他没有确定的姓名，他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6]书中对男人的几个称谓恰如其分的表达出白人少女对中国青年在物质上的利用和心理上的抵触，在白人少女的心中：“一方面需要他，一方面又不可能真正接受他。”[7]他是富裕的同时是卑微无名的，他的存在只是白人少女成功蜕变的一个工具。
而且我们注意到《悠悠此情》的故事背景并没有安排在中国，原因之一是作者杜拉斯从未到过中国。她对中国的印象仅仅基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影响，同时中国情人的讲述也是作者间接了解的途径之一，中国情人向白人少女描绘了经过自身虚构再加工的故乡—中国的相关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和中国男子可一夫多妻的观念，对父母之命要绝对服从的孝道，还有自己麻木冷酷对鸦片过分依赖的父亲，以上种种对于杜拉斯而言是完全抽象的存在。同时作者通过中国情人的叙述和在西贡的所见所闻来推测中国人的群体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品中有一段对中国人的评价：“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2] 此时的杜拉斯作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中的一员，她俨然是一个沉静的观察者，这无疑是她对中国人生活方式整体模糊的印象，其中有很大的感性成分，但是也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人群居生活状态中略带的麻木和盲目成分，这是他们所特有的民族性情。作者对中国饭店这样描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2]此时的杜拉斯是个清醒的白人叙述者，她以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中国饭店的喧嚣与粗放，细致的观察给人深刻的印象。在杜拉斯的心灵深处，她对这一切是接受的，她认可中国人这样热闹的生活节奏，却又刻意以排斥的身份与之保持距离。作者通过自己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关于“中国情人”和“中国群体”的抽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