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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看到在措辞方面求新、求奇是谋臣策士说辞的一大亮点，而《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唐雎作为一个纵横家，他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其语言完全符合一个爱国使者的身份。而秦王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万乘之国的君主，其态度的傲慢，语言的蛮横极其符合其作为小说中的秦王的身份。
3.《唐雎不辱使命》的小说性质在人物心理方面的表现
小说的心理描写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在心理描写方面较多的用间接描写的方法，从侧面、多角度地烘托出唐雎和秦王的内心活动，使唐雎和秦王这两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首先第一段写秦王易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语气较温和，但“其许寡人”四个字软硬兼备。易地受挫后，“秦王不说”从正面描写出秦王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安陵王未成功，龙颜不悦，受挫的心情。接着为平息秦王心中的怒火，同时和秦国修好关系，安陵王派唐雎出使秦国。此处的安陵君对秦国害怕、敬畏。秦王已经消灭韩魏，对于秦国来说安陵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安陵君怕秦王派轻骑一支，捣毁安陵。
秦王见到唐雎后，秦王抓住安陵君畏惧秦国的心理说：“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此中语气中带着质问。一个“听”字有一种言听计从的意，更是大国国君对小国使臣居高临下的责备。作为强国之君，在灭掉韩魏之后更是野心勃勃、得意忘形、目空一切。秦王进一步说：“且秦灭韩亡魏故不错意也。”开始恬不知耻地推行其强盗逻辑。此话暗指韩魏如此大国已被我灭，小小安陵国又能怎么样？以战争相威胁。
接着秦王与唐雎进行了天子之怒、布衣之怒、士之怒的论战。当秦王说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之时，心中完全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副君王高高在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心理状态。唐雎以布衣之怒反驳时，秦王回答：“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从秦王对天子之怒的赞赏和对布衣之怒的蔑视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秦王是一副小人得志的丑陋面孔。紧接着“‘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此时的唐雎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最终的爆发是“挺剑而起”。小人得志便猖狂，但此时的秦王看到唐雎要与其同归于尽，被唐雎突然的“挺剑而起”举动所惊吓，心中万分惊恐，所以一改强硬态度开始说软话，“先生坐！何至于此！”而此时的唐雎则是抱着临危受命的决心，以达到不辱使命的目的。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断变化，最终为我们展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4.《唐雎不辱使命》的小说性质在人物动作方面的表现
通过描写人物的动作，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这是人物描写的重要方法之一。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动作能够为树立人物形象增光添彩。本文的动作描写不多，首先是唐雎“挺剑而起”的动作，这个动作是本文的关键，是唐雎转败为胜、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动作，它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描述唐雎欲与秦王拼命、同归于尽时的状态。同时，也是这个动作使唐雎得以“不辱使命”。但是《战国策•燕策三》中有一段文字：“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非有诏不得上[7]。”既然如此，那么唐雎的这把剑从何而来？且在唐雎之前的刺客荆轲也只能图穷匕见，专业刺客荆轲也只能把匕首藏在图里，还是匕首！如果没有这把剑合理否？作为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只能这样解释作为小说，此处的剑虽然离奇，但它蕴含了作者的一种期望，这把剑可以是以唐雎为代表的纵横家的语言之剑，它深层次地展现出作者对谋臣策士的赞赏和心理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