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贤君
求女以喻求贤君之说,创自宋代朱熹,在后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楚辞集注》中曰:“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2]在朱熹看来,高丘之女、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均可喻为贤君,陈与郊、汪瑗、刘永济也都持此同观点,可见求君说确实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赞成。另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说:“世俗溷浊,蔽美嫉贤,君门万里,哲王不觉,而己求索之至情,徒怀匿于中而不得上达,又安能含忍抑郁而与此辈以长处乎?”[3]可以说,诗人求贤君的心可谓日月可昭,天地可鉴。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此种说法,比如清代的徐文靖在《管城硕记》中说:“若以求宓妃、佚女、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不求宓妃而求其女?不求高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而求其二姚?”[4]由此可见,徐文靖先生是不太赞同求君一说的。无独有偶,今人也从这一点上对前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首先从具体的情节上来说,求君说是有矛盾的。在三次求女的过程中,第二次求的是“有娀之佚女”,而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是“高辛之先我”。高辛即是帝喾,上古的贤君。在《离骚》中,上古的贤君与诗人同在追求“有娀之佚女”,如果女指贤君,那么不由得发问,诗人求贤君可以理解,高辛也和我一样在求贤君并且与我相争该怎样理解呢?此外,综观《离骚》,全诗中屈原先将自己比喻成被抛弃的女子,将君王比作“羌中道而改路”的男子,而且将小人嫉妒自己的才能比喻为“众女嫉余之娥眉兮”。即是说,屈原在君王的面前是女子的形象,在等级制度和父权制度异常严谨的战国,君为尊,臣为卑,正如男尊女卑一般。臣子在君王面前就如同妇女在丈夫面前一样,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作为附庸品而存在。但在三次求女情节中,无疑屈原将自己化成了一位伟岸男子的形象,追求寻觅自己心仪的女子。如果以这样来比喻君臣关系的话,尊卑阴阳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也毫无疑问颠倒了君臣关系,这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求女即是求贤君说是站不住脚的。除此之外,李炳海先生在《<离骚>抒情主人公求女综考》一文中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次求女的方位分别是西方、北方、东方,唯独缺少南方,而楚国恰恰在南方”,[5]这说明了政治上乌烟瘴气的楚国是没有贤君可求的,诗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西方、北方和东方去寻求贤君。试想: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怀抱满腔热情报效自己的国家,纵然倍受怀王冷落和奸佞小人诬陷也不改其志,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也,当然他就不可能会去别的地方去寻求贤君。总的来说,把求女单单归结为求贤君,未免太过具象和单一化,不足以完全表达出“求女”之于屈原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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