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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名教与自然争论的模糊性对自己理想人追求的桎梏，嵇康根据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见《老子》三十八章）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首先，“越名教”指的是超越、不拘泥于名教的意思，。嵇康关于人之真性以及理想人格的思考中，名教是非不再是唯一绝对的衡量标准。或者说，名教无法仅凭借自身的道德阶梯引导人们进入崇高的境界，尚名而导致矫诞虚伪的例子暴露出它的局限。但名教所包含的基本道德规范本身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因此，嵇康提出，不能完全在传统道德的领域中来解决是非，而是应该通过“无措是非”、“物情顺通”，来达到更高的境界，内在的、从人的本性上实现与名教是非相一致。所以不难看出，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等于是排斥名教，相反，与其说它是对名教的叛逆，不如说它是找到了真正通向道德高尚的道路。
1、 外形自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注重外貌的时代。如果有一副好的相貌，那么在交际、应酬、仕途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据同时代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记载，当时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涂脂抹粉，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然后才可以“从容出入，飘飘若仙”。对于嵇康的相貌，《世说新语》中曾写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好友山涛称其“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 哥哥嵇喜也在《嵇康别传》里，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然而，嵇康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个性倾向，与那些当时喜欢脂粉扑面， 轻移莲步的矫柔做作之徒相比，嵇康的“不自藻饰”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但就容貌方面，嵇康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风度非凡，为一世之标了。可是有如此俊美长相的嵇康却常常是旷达狂放，自由懒散，甚至“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由此可见，嵇康并不注重外貌。与之相反，他更是把外形看成是土木，他认为没有经过装饰而显现的容貌具有自然的美，甚至更为随性。这也深刻的表现出嵇康追求自然随性的心态。
2、 精神自然
嵇康生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 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一个时代”，他不屑于与当时那些名教之中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俗人为伍。他也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很坦白地提到过：“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从理论上讲，当名教以忠孝仁义作为自身的道德基础时，嵇康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可是魏晋时期的名教，是非标准、道德理念逐渐形式化、教条化，所倡导的仁义道德规范日渐成为某种手段、形式而外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从而也失去了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推动作用，因此，名教才成为嵇康批判的对象，汤、武、周、孔才受到“非薄”。
既然名教已经不再是“名教”，而变了质，嵇康只好寄情玄学道教，纵情酒诗、追思彭祖。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嵇康的潜心道学倒像是对政治仕途不如意之后的精神寄托，甚至有种无奈的意在其中。即使如此，嵇康也没有像当时的那些“政治家”们那样明哲保身、委曲求全，而是固执的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在当时的乱世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虽然这可能最后也导致了自己的送命悲剧，可这也正是他人格上最为闪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