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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女性自我确证的方式相互映衬，使得林白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鲜明。不管林白是从对异性之爱的解构，对同性之爱的褒扬的角度，还是从女性追求自我化叙事的角度来看，她都是积极努力地去塑造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进而对强势的男权主流思想进行消解。然而，林白是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努力还是不足以撼动逻各斯主义下的男性权威，只有女性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生存地位，才能朝着女性解放的光明之路前进。
三、女性生存困境下的突围
林白对镜像十分着迷，林白曾说过“在镜中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个自己的幻想，或一个自己的梦，那该有多好？”[5]林多米也常常对镜而坐，镜子之于她的意义有两个。第一，“镜”是多米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岁月的往事会在她对镜冥思之时不断地涌出。第二，“镜”常常使多米看到一个多样的自己，一个是镜外之像，一个是镜中之像。“想象与真实，就像水和镜子，多米，多米站在中间，看到两个自己”[2]镜子对于多米是极具诱惑的，多米端详着镜子中真实的自己，自身美的发掘就可以带给她极大的快乐。“在‘镜像’中的‘她们’不再是男性般地凝视，而是自恋、自省以及潜在欲望域的窥视，这是女性自我感受生命激情与野性的方式。”[6]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提出镜像对女人来说就是自我认同，她们通过寻找自我本身，摆脱现实中存在的“我”，赋予“镜中之我”以新的特质。西蒙•波伏娃解释了在男性世界中女性是梦想、恐惧和崇拜的对象。这与吉尔伯特和格巴所论述的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即“天使”与“妖女”相近。天使，是在男性审美之下将女性神圣化的产物，但这却无意地剥夺了女性自主的生命意志；而妖女，是指那些试图冲破男性压抑，不肯合流顺从的女性。两者现实的矛盾性在于，当女性以“真我”作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时，她往往被排挤在生活的边缘；当女性以合乎规范的形象来适应生活时，她也进退文谷。
自从母系社会消亡，女性就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了男性的依附物。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定义中，女性是完全的他者。从一个女婴的降生开始，她注定要“成为女人”。她被注视着，她虽然是一个生命个体，但却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观点一样，“她完全是他者，是完全的次要的全部。作为他人，她和她本身是不同的，至少在男人想象中她是不同的。”[7]自西方的创世神话开始，女性就失去了自我本身的意志。西方的第一位女性夏娃就是以亚当的一根肋骨衍生出的，自此，男人成为了领导者，女人成为了男人的附庸，她的降生和存在就是为了男人，而男人就是女人活着的意志。“男人理想中的女人常常是奇妙的：他要从肉体上占有她，使自己成为人，却又要以这个自由的人的臣服，来验证自己自由的感觉。”[7]男人自由的感觉是自我的，是建立在降低女性生存意义上的虚伪的自欺。男性阴茎的骄傲感在动态的世界中与日俱增，凌越于女性生殖之上。女性对自我繁育后代有着双重情感，一方面她们热爱它，生殖让她们感到充实，感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女性自我觉醒的意识隐约让她感到这种状况的不公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说吧，房间》一文中，林白塑造了一个在家庭和职场双重压力下的女人老黑。老黑的婚姻是不幸的，她和老公因为不和谐的性生活而离婚。当她希望在职场上能有所建树时，又因为女性的身份在应聘中两次失利。当她精心装扮了自己并且希望通过捷径来获得工作时，她又成了男性权力场上的牺牲品。最后，女儿的病重彻底摧毁了她面对生活的勇气，她只觉得“一切都已耗尽，剩下的只是活着”。[8]老黑努力地争取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好运却没因为她的努力眷顾于她。在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性的成长比喻为一场看不见的硝烟的战争，主人公林多米经历了女性与自我，与男性，与文化，与社会的多重交战，展现了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