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作为技巧与思文的存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学基础”。[8]因而,我们也可从作品大量的画面拼接当中深入了解到作者的心理倾向。如上文所提到的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压迫人性、扼杀人性的批判,它曲折地表达了伍尔夫对于生活的观点:生活,特别是涉及人的心灵时,不能以理性主义法则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些违背科学、违背逻辑的非理性主义表现方法配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抓住瞬间感觉等意识流技巧,给整部作品蒙上一层神秘、空灵的薄纱,恰恰与书中反映的沉重冰冷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现代人迷茫、苦闷的心灵状态。[9]如上文所提到的克拉莉莎和塞普蒂默斯对于“生死”的不同选择表达了作者超越阶级、超越性别、超越年龄的生死感悟。作品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克拉莉莎与塞普蒂默斯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对两人的意识流向的描写体会到这一点。克拉莉莎的意识表现虽然存在多种形式例如捕捉瞬间感受、回忆往事、产生联想等,但这些意识在蒙太奇手法下都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并且合乎情理的常人的思文模式。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克拉莉莎处于一个正常人的思文模式当中,而塞普蒂默斯的意识流向则是飘忽不定的,没有任何规律,甚至异于常人。在他的思文表现上,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个异于世人的“疯狂者”。实际上,这两人却拥有着相同的价值倾向,都对二战有着深深的恐惧,都不满于当时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对人性的打压,且都想要建立一个和谐、真诚、人与人密切联系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因而,“疯狂者”并不是真正的疯狂。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理性与疯狂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就像伍尔夫所说:“我要描述生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10]
这部作品,并没有描写什么重大的事件,只是描写了一个中年的贵族妇女一天的所作、所思与所想。本文的叙述看似琐碎,不连贯,但正如伍尔夫所指出的那样,“让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在公认为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 [11]作者把重点放在了人物琐碎的意识表现上,蒙太奇手法在其中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意识流写作技巧,同时在表达作者情感倾向、主题思想方面也毫不逊色,使作品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情感内涵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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