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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很受欢迎的民间曲艺对赵树理小说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近代的山西，戏曲在农民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祭祀节庆，唱戏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赵树理家乡流行的是上党梆子，他对于这一剧种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临近的村子哪里有戏，他就跑到哪里去看，来回几十里也不觉得累。上党梆子里的曲调、唱词、乐器，赵树理都十分精通。对于民间曲艺的热爱，使得他在创作中也加入了浓郁的民间曲艺的元素，从而形成了受到农民欢迎的独特风格。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如果说童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赵树理形成了农民的思文方式的话，那么真正让他坚定“为农民写作”的立场的则是他看到了新文化运动在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 1925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赵树理来到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赵树理见识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自由，民主、科学这些新鲜观念，还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甚至易卜生等作家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以前没有见过也不可能想到过的。当他兴奋地把那些他非常喜欢并且崇拜的著作带回家乡，读给他的农村兄弟的时候，这些人却对此不屑一顾。这件事给赵树理泼了一盆冷水，使得他开始重新思考新文学与农村的关系。
经过仔细的考虑后赵树理认识到“五四”以来的小说从抽象化的语言到片段式的叙事手法都是仿照欧洲现代文学的，这种形式在城市知识分子之中确实很受欢迎，但对于更广大的农民阶级来说，字还不认识几个，又怎么能读懂这些生涩的语言，更不用说理解其中所隐含的深刻思想了，加之新文学多描写的是城市里的悲欢离合，很少有反映农村生活的，因此新文化运动在很长时间里只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与农民的联系很微弱。三十年代的文艺大讨论，让许多作家意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如丁玲、矛盾等都曾写过乡土题材的小说，但是他们都是站在农村以外，以旁观者的眼光和心理从上往下来审视农村的，他们以“拯救者”的姿态，用批判式、说教式的态度来批判农民的劣根性。赵树理正是看到了新文学在乡土题材创作上的这些不足，促使了他寻找能够让新文学走进农村的方法。他认为要想让农民接受新的思想，就需要采用符合农民欣赏习惯和欣赏水平的形式来传递。他把自己放到农村里，作为农民中间的一员，用农民的视角来观察农村社会，并把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和农民群众喜欢的说书等艺术形式和“五四”所宣扬的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不同于其他新文学作品的、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的独特风格。赵树理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在农民中起到启蒙的作用，并始终以此为使命。
二、乡土叙事风格的体现
（一）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继承
1.故事叙述的完整性
由于赵树理要让自己的小说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所以他在创作时就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其中一个就是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农民的欣赏习惯是要知道开头也要知道结尾，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农民总是希望在情节展开之前，先知道讲的是什么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所以传统小说开篇就是介绍人物、叙述事件。《李有才板话》一开头，李有才就出现了：“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短短两句话，把李有才的性格、家庭情况、经济条件、身份地位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接着就交代了阎家山的斗争形势，在这里赵树理通过对从村西头到村东头的变化来反映出明显的阶级分化，迅速把矛盾展现出来。没有冗长的铺垫，这就适应了农民的欣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