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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解读《寒夜》的新的角度；另一方面这种视角的引入表明对《寒夜》的研究从外部分析深入到了内部分析，由过去将悲剧之因归于社会原因转入到归于文化、心理方面。这种正面意义促使本文依然将从“疾病”的视角切入对汪文宣形象的研究分析。
但是不能忽视上述提到的两种借鉴角度和研究思路所暴露出的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理论的机械性运用，即所谓“理论先行”。借鉴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的研究总是认为汪文宣的病是先验存在着的，而忽视了他的整个患病过程及其显露出来的内在意义，于是难免不经具体的文本分析和论证就得出“肺结核的叙事大多是作为病态社会的隐喻加以使用”[ ]的结论。二是从精神分析学说出发的研究无疑会忽视对于汪文宣性格变化、精神蜕变的社会原因的分析，这些研究尽管逻辑严密，所得结论却不免偏颇。基于以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本文试图作一种补足性研究。因而可以说是“疾病”研究的正面意义和目前《寒夜》的“疾病”研究存在的问题这两者从正反两方面给予了本文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
以《寒夜》为具体文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疾病在文中的设置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从疾病的角度展开对小说的研究分析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绝不能忽视对于《寒夜》的文本细读而空谈理论，也绝不能本末倒置由研究《寒夜》变为研究疾病，而是把疾病当作切入《寒夜》研究的一个切入口。问题从来都是容易重复的，把研究彼此间区分开来的，往往是角度的不同，是观察与思考向作品“切入”的那一点。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重新解读《寒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汪文宣的患病过程以及以及凭借疾病以缓解家庭冲突的举动出发来探究其精神症状，着重探究在《寒夜》中汪文宣的身体之病是如何转化成精神之病，而社会冲突又是如何转化成家庭冲突，更重要的是从中把握从20到40年代像汪文宣这类知识分子性格的变化、性格变化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甚而试图更进一步来探究巴金创作《寒夜》时进行这样的设置有无意义，有怎样的意义。具体到正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进入正文，首先说明在《寒夜》中汪文宣所面临的家庭冲突及其面临矛盾的状态——焦虑。随后探究汪文宣的身体之病，通过对文本的精细解读描绘出汪文宣从出场之后逐步患上肺病的过程，从中发现疾病在《寒夜》中功能和意义的复杂性。疾病不单是导致悲剧的因或悲剧本身这个果，而是互为因果，既是情节发展必然导致的果，又反过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第二部分先通过周围人、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以及他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所患肺病的三种情况论述汪文宣的身体之病如何与精神之病相联系。随后从他的患病过程及看待疾病的方式揭示出其精神之病在于一种进取人格的丧失，并分析了这种精神蜕变的两种表现和意蕴。
第三部分则通过发现汪文宣的性格变化来探究汪文宣及他这类小知识分子从20世纪20—40年代的精神蜕变轨迹和原因，从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两个方面溯源。社会原因即国统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自身原因包括表达能力的丧失和“五四”观念的残留而不完整。最后则分析了汪文宣形象的独特意义。
一、 身体之病：“因”还是“果”
关于疾病——具体地说是肺结核——在《寒夜》中的作用与意义在此前已有足够多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情节上和主题上两点：在情节上，疾病推动了《寒夜》叙事的发展，汪文宣的失业，其妻子与母亲的多次争吵，最后妻子的下定决心离开重庆去往兰州可以说都是在汪文宣肺结核逐步地加剧中才得以推进；在主题上，疾病的意义则在于汪文宣身体的疾病隐喻着其精神的疾病，在引言的既往研究综述中已有充分说明，这里不作赘述。这些研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疾病是先验地存在着的，疾病是“因”，其后的一系列不幸与悲剧诸如失业，家庭矛盾等都是疾病的“果”。疾病究竟是悲剧的因还是悲剧的果，或是互为因果，在《寒夜》中，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同时这个问题也将贯穿本文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