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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主义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男女平权，而是试图争取更多的女性话语权。自欧洲文艺复兴起便确立的“人为万物之本”，认为应该“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观念。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自由、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得到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三杰之一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认为：“女性的才智并不比男性差，男女应该而且必须平等。”[3]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作和思想也可以体现出这种观点：“针对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禁欲主义的束缚，他尊重妇女，歌颂爱情，塑造一系列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的可爱形象，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暴政。”[4]
《红楼梦》第十八回中，贾妃因想试试众姐妹和宝玉的诗书文采，便命众人各作诗。宝玉在作“怡红院”一首时，宝钗便提醒他贾妃不喜“绿玉”二字，劝其改作他词，后经宝钗提点才做“绿蜡”二字；后黛玉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而自己为展其抱负，因此便悄悄替他做了最后一首，最后贾妃评点时又指出最后所作为前三首之冠。可见黛玉、宝钗两位女性的才华并不比宝玉这位男性的差。在“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一回中，宝玉因好心办坏事惹恼了湘云和黛玉，因此深觉自己与戏文所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甚为契合，便一连沉闷了几日，遂提笔在书上提了一偈，自认为参悟了禅机，不曾想黛玉几番反问，便使宝玉无言可答，可见黛玉之才不止于诗文之中，更显于佛理禅境之中。从这几处便可以体现出薄伽丘所说的女性才智并不低于男性，甚至比男性要高，男性有时也是需要在女性的帮助下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在中国原始社会，“在当时的群婚制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5]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开端是以母性氏族为开端的，甚至有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实际上是一位女性，因踩在野兽留下的脚印上受孕生下了禹。
女性权利的转移是以父系社会的确立为标志的，而父系社会的开始正是从禹开始的：相传大禹治水时化身成大熊在山间挖通道输水，不想被每日送饭的妻子撞见，以为自己丈夫被大熊所食，吓得扔下食物就跑。大禹立刻化成人形上前去追，可是追了许久也未追上，于是靠在一块大石上休息。这时大石开启，诞下了一名婴儿，这就是夏朝的创始者，也是奴隶制社会的开创者——夏启。由此开始男性权利逐步上升，直至汉代的“夫为妻纲”[6]，女性逐步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7]似乎女性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在男性的掌控和安排中生活。而且，封建制度对女性不仅是如前面说的那样仅仅是精神上的捆绑，更有身体上的压抑与伤害。封建社会所追求的三寸金莲，就是对自然女性身体的损害和压抑的裹足礼的产物。那些“三步不出闺房”的大家闺秀，直到出嫁才能走出闺阁之楼，就算如此那也是从一个牢笼关到另一个牢笼，依旧是不能随便出门，不得轻易见外人。即便是宋元话本、杂剧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那些追求恋爱自由，突破封建礼教，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西厢记》、《牡丹亭》中塑造的崔莺莺和杜丽娘，也是依附于男性，由男性主导的爱情。莺莺长亭送别时表现的无奈，她不能阻止张生进京赶考，同时也无法预料张生高中后是否会变心，只能在家独自感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8]；杜丽娘入园林在梦中遇见柳梦梅，欲见不能，只能是遥遥期望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