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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王室的衰落，诸侯的兴起，纷争不断。在政治上，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5]在学术上， 出现了所谓“道术为天下裂”。[6]这一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4]周王室失去了对文化传播的垄断权，学术和文化随着教官的流散各地而下移至民间，出现私学。私学与官学并行前进，打破了贵族宗室对文化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的产生。这一的时期“士”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一部分是从奴隶社会的“士”转化来的，大部分是从平民和新兴地主中涌现出来的。[7]史载苏秦曾说“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8]他们在诸侯割据纷争的状态下奔走游说以期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得荣华富贵。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都徒步而为相。
战国时期,各国都进行了变法,无论是最早的魏国李埋变法,还是其后楚国吴起、赵国公仲连、韩国中不害、齐国邹忌等实行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世卿世禄的分封世袭制度有过冲击。尤其是秦的商鞅变法按照“劳大者其禄厚，功多着其爵尊”[1]原则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封建特权。按军功爵制，人的政治地位要有有无军功来决定，这对贵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一般平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军功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得荣华富贵。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
从春秋战国以来直至秦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学术的下移、军功爵制的推行，为出身底下的平民追求权力和荣华富贵提供了条件。而他们也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获得“尊荣”。可以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时代的呼声。刘邦及他的布衣集团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受到激励从而奋起取得了成功。
但是时代给了所有人机会，为何刘邦能争权天下，并最终建立了汉王朝？刘邦自有其过人之处，本文以下主要从他的性格和善于用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性格特征与刘邦的成功
“刘邦的性格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性格外向，敢作敢为，豁达大度，外示宽厚，暗藏心机”。[9]他的性格受到他远大抱负的驱动，在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经受磨砺，不断优化，从而促成了他一生的事业的成功。
远大抱负驱使刘邦能做到自觉地克服贪财享受的欲望和豁达不羁的粗疏态度，做到自我克制。起初，刘邦外向豁达的性格中包含着粗疏散漫的一面。他年轻时整日蛰居乡里，四处游荡，“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1]。吕后的母亲当年就竭力反对将吕雉嫁给刘邦，其主要原因就是起事前的刘邦好说大话，名声不怎么好。但是在起事之后，军事斗争残酷，政治博弈的尔虞我诈，使刘邦有意识地控制他的行为，不断优化他的性格。刘邦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1]刘邦进入秦宫，骤然见到众多奢华之物，不禁暴露出他粗疏散漫的一面，想要肆无忌惮地占有。而此时樊哙反倒很清醒，问他是要胸怀大志争权天下，还是鼠目寸光只想做富家翁，劝他不要贪恋这些堕人抱负的奢华之物，还军霸上。刘邦起初不听。张良又劝：“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1]张良振聋发聩之声终使刘邦警醒过来，听从劝谏，克服了自己的欲望，还军霸上，采取了一系列笼络秦民、收买人心的措施。由此可见刘邦在起义后逐步抛弃了自己性格中散漫不羁的成分，做到了自我控制，愈发成熟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