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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南社会环境
晚清时期，清代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而被列强的炮火所轰毁，随之而来的“五口通商”的实行，使得闽南地区的对外联系更为紧密。由于福建山多地少，沿海地区人口众多，普通劳动人民生活困难，因而外国殖民者趁机而入，大量掠夺。拐卖人口出洋，当作奴隶贩卖，而这些被贩卖的劳工被称为“猪仔”，且都被关在卖人洋行的监牢里，一个英国船长写道：“苦力都被关在像努力囤积所一样的木棚里，十至十二人一间，里面肮脏不堪……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的。” 华工像牲口一样被贩卖，这让我们仿佛想起了罪恶的三角贸易，里面的场景在厦门得以重现。由于厦门被迫开放，因此它被作为了主要的劳动力输出港口，从1845年开始，厦门出口的华工逐年增长，1845年180人，1846年200人，1847年增长至640人，以后每年都在数百人左右。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前三年中，从厦门出洋的华工在海上死亡率多在24%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5% 。这种对人口的消耗带有鲜明的半殖民地性质，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对中国百姓的人身掠夺，也是带有深重的民族灾难的，由于人口的消耗和流亡，许多宗族组织的实力也大为削弱，因此这个时期的闽南人口大量被动向外迁徙。
清朝初期，由于担心明朝余孽卷土重来，因此政府禁止移民偷渡台湾，但是还是许多人偷渡而去，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政府开通了官渡，但相比于偷渡，官渡信息难通，在期限内知道的人不多，时间容易延误，更多人宁可冒险偷渡。但是同治末年，政府开始招徕内地移民来开发台湾东部山地，巩固海防，因此大量大陆移民移居台湾，而这些移民多以广东、福建为主要迁出省份。
二 闽南宗族的基本概况与变化
（一）概况
从历史发展的渊源长河来看，福建民间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与中原地区的家族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原始时代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先民在创造农耕文明的同时，结成了一个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并形成了一个个安居农业的聚落，等等这些因素都对福建宗族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因此对闽南宗族有着独特的影响。
在郑振满教授的《明清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他提到了一个宗族组织的概念，即将家族组织类型分为三类：继承式宗族组织、依附式宗族组织、合同式宗族组织。而在明清之际，由于倭寇之乱的冲击，沿海地区的依附式宗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合同式宗族则相应有所发展，这点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加以解释。
在闽南宗族中，基本无本地宗族，大多是许多外姓迁入此地，然后在当地拥有较大的声势，此处举两例：其一，兴化族姓的南湖郑氏迁入闽地，“皋公第十一代再分八房……大房彦臣公二十五世郑芝居永春。”“皋公第十一代再分六房……二房叔元公十四代郑绚，……迁漳州，为漳州始祖……”； 其二，为晋江的英林洪氏宗族，本从燉煌处迁入，而后历经数代，在闽南地区有着极大的声势，其分支堂号遍布厦漳泉，洪氏家族的实力由此壮大。这些宗族则可以说是继承式宗族，却也有依附式宗族的意。
因此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之中，闽南宗族组织也在不断变化，宗族的实力也随着情况不同呈现着兴盛或者衰败的景象，而这些重要的社会变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宗族组织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