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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心有所依
陶渊明有故园乡关作为心灵的慰藉，苏轼也有属于自己的“仇池”。苏轼 《和桃花源》诗序：“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但屡受贬谪，命途多舛的苏轼没有所谓的故园乡关来安顿自己的身体，他只能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安放的地方。他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4]，他随遇而安，他的精神家园也就只能是自己强大的内心，而他的心便是他精神的最终归属。
陶渊明和苏轼都是伟大的诗人，在思想上有着极高的造诣，他们的身心在其建造的精神家园中得到了彻底的安顿。诗人尚且如此，普通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或繁花似锦，或绿草如茵，只要能使我们的精神有寄托，不至于荒芜便足矣。在生活失意，找不到出口时有一个精神的栖息点；在现实扰乱思绪时有自己的一方净土；在世事如沧海桑田般变化时仍拥有别人抢不走的精神财富。这便是我们凡人应该拥有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和苏轼的精神家园有着系统的思想构造，他们的精神家园俨然成为了一种典范，使后人敬仰。孙少平的精神家园的高度显然没有陶、苏二人的高，他只是对知识、爱情忠诚不二，并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但精神家园不分优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他们三人的精神家园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精神都能在各自的精神家园中自由地驰骋，他们也真正做到忠于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有我”之人。孙少平最终回归到了惠英嫂的精神小屋，这间小屋实际上成为了孙少平心目中的“桃花源”。
二、孙少平之生活背景
㈠物质困顿，苦难重重
《平凡的世界》选取的时间背景是中国“大转型期”的十年，1975-1985是一个艰难的年代，当时的一切依旧在阵痛中徘徊，经济的濒临崩溃造成物质的极度匮乏，中国农村严峻的生存主题就是饥饿。
孙少平出生于陕北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他生来是黄土地的农村子弟，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奶奶。老祖母年近八十了，常年瘫在炕上，家里的第一碗饭、最好的食粮都只能先给奶奶。祖国太穷，家太穷，他在学校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学校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等，最差的丙菜只是白水煮萝卜，每份五分钱；而主食也分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黑高粱面馍三等。孙少平只能吃最差的主食——两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甚至连五分钱一份的丙菜也吃不起。吃不饱的他还要接受学校每天从下午两点到晚饭时间的劳动，这是肉体上的绝对煎熬，“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从学校后面山地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5]从这时候开始，人世间的苦难已悄悄降临在他身上。姐夫因卖假药被捕、祖母病重、深爱的田晓霞被洪水冲走等一系列事件向孙少平袭来，生活似乎就是喜欢跟孙少平开玩笑，他在这一连串的磨难中摸爬滚打。
㈡生来自卑，过于自尊
贫穷而卑微的出身注定会给孙少平带来自卑，同时也是因为贫穷，他又拥有特别敏感的自尊心，但过分的自尊又会导致过分的自卑。自卑而又自尊的他在吃饭的时候只能像做贼一样趁同学们都走光的时候偷偷地去取属于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样的他着实让读者心疼。其实拿属于自己的午餐本不是一件多羞耻的事，因为那两个黑高粱面馍也是家里人用劳动和汗水为他换来的，况且人不应该像粮食那样被分为三六九等。只是那两个黑馍馍让孙少平觉得在人前低人一等，那种与生俱来的自卑也随之涌现出来，他不敢光明正大地去拿自己的午餐，同时过分自尊的他也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