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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意识到了文本当中出现的断裂[1]，就用了两章内容进行过渡，然而这两章内容除了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外在内容上并没有实际意义。第十章《十年》、和第十一章《年轮转动了》是文本的过渡章节，总字数不超过三百字。《十年》内容是这样的：“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什么都和十年前一样。”[2]p28，《年轮转动了》内容是这样的：“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全村寂静下来，只有日本旗子在上岗临时军营门前，振荡的想着。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国号了吗？”[2]p20这两章与前面内容看似完全没有联系，只是作者在结构上做的缝合手术，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文本内部的断裂，而另一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通过对两部分内容的对比来突出文本的悲剧色彩。
这两章的出现，使得《生死场》的文本结构变得独特，萧红意识到了这一断裂的出现，但她并没有继续描写人类的生老病死，而是把笔锋转向战争，在战争中生死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使得文本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她将小说后半部分战争主题的内容恰当的与前一部分的生存状态进行衔接，更能深刻地表达文本中的意蕴特征。以二里半为例，前半部分内容在写二里半不忍杀羊而遭人嘲讽，后半部分转而在写民族危难时刻，二里半放弃了他的山羊，投入到了抗战的大潮流中。人类的生老病死和痛苦在抗战中达到巅峰，更深一步的体会到了生的痛苦与绝望。断裂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萧红把它运用到了作品的结构之中，使得小说的前后内容能共同凸显文本的主题。
（二）文本的叙事结构及现实意义
《生死场》叙事模式的独特，表现在作品中叙事时间的有意淡化、非情节化的叙事结构和具有模糊性的人物形象上。[3]
在《小说家的技巧》一文中，伊丽莎白和鲍文在文中写道：“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4] 叙事时间作为小说的必要成分之一，在小说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萧红在《生死场》中淡化了叙事时间，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小说创造模式。在当时文坛上，淡化叙事时间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生死场》一共有十七章内容，前九章主要在写东北乡民整体的生死状态：金枝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历经亲情的荒凉和爱情的麻木，最终沦落为下等妓女，二里半由愚昧逐渐走向觉醒等，揭示了东北乡民在苦难的岁月里与命运作斗争的精神。但这些情节的叙事时间与后六章的叙事时间不相承接，时间的错位与忽略表现得很明显。表面上看小说是按着季节的更替，有一个大致的时间顺序，但是这样的时间安排特别容易被读者忽略。“在一个连梦都要前后连贯、首尾完整的国度里”[4]萧红这样的时间编排，在文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
萧红在小说的创作中没有按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流行观念塑造典型人物，而是通过在对大众人物形象刻画的过程中追求群像的整体性，来反映整个民族的病态趋势。文本中每个人物的出现都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反映出那个年代国民的整体生存状态，萧红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鲁迅先生在为《生死场》作序中讲到：“叙事和写景，胜于描写人物”[2]p2，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肯定萧红的叙事和写景技巧，实则是在间接地告诉萧红,源Z自L751:文,论/文]网[www.751com.cn，塑造人物形象不是她的优势。鲁迅先生在信中说道：“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人物描写’并不是什么好话，也可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4] 看来，鲁迅先生也不免被固定的理论模式所限制。今天看来萧红对故事情节和典型人物的舍弃是有道理的，所表现的是在生死轮回的民间“场”中，像“蚁子似的活着”的人间众生像，因此除了王婆、二里半、赵三等几个人物贯穿始终外，小说中不少人物的出现都是很随意的，人物形象也很模糊。萧红对大众乡民的描写来表现人类的整体生存状态，进而把目光着眼于人类灵魂的改造上，突出小说的生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