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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在开始创作的时间是在1995 年，他花费了1年的时间，将当时的中国文坛简单的浏览了一遍，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都在写些什么、在如何进行写作，后来他难以置信的发现，“在中国文坛中没有人直接直面人民在时代当下的无数苦难”，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坛给他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空地[4]（P13-17）。在这句话中，“当时”这个词语，不仅仅强调了底层文学的时间，还包括底层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也指出底层文学的故事时间。[5] （P47-51） 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而在洪治纲的《“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里，对底层的起源做了论述，他将中国对底层的演化溯本追源到了1994年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6] （P12-18） 随后《天涯》《读书》等核心刊物也发表了大量的作品，而文学界也做出了同样快速的反应，学者蔡翔在1996年的书刊《钟山》第五期上发表了题为《底层》的一文，但是却将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时间归结到了2004年。李云雷同样也在演讲中提到了此观点。在重新审视被定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品，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罗伟章《我们的路》，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中短篇小说都发表的时间都在2004年的前后，可是这些作品中所关注的诸多的小人物，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在社会底层的诸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贫穷的农民等阶层。此外，鬼子的悲悯三部曲：《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都是描写底层人物生活的作品，发表时间在2004年前。
如果按照上面时间的界定，上述的文学作品是不能称为底层文学的。其实在对底层概念的定义，还有时间的界定下，如何能使底层文学的概念更加清晰和完善，会使得底层文学的研究和发展走的更远。
二 底层文学的特征
底层文学自发生之时，就注入了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在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感情影响下，有些作家情不自禁的站在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用义不容辞的正义感去揭露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满怀一腔悲愤之情去控诉底层生活的艰难困境。比如在曹征路的小说《霓虹》《》中不难发现，作家将过多的人文情怀投射到其中，以一种道德的情怀去支撑作品的整体框架。曹征路曾今回忆自己写作时心情：“写着写着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情不自禁的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过多的渗入，我开始控制不了自己”。 [7]（P12-17）这一点在《霓虹》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作家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不惜在主人公倪红梅的身上加注过多苦难，让她承受了众多的底层生活负担，从而最终达到升华人物品格的目的。在文本中，倪红梅遭遇了很多不幸的事情：父亲早年去世，女儿又得了很严重的病，婆婆瘫痪在床，本以为可以依靠丈夫，可他却惨死，人到中年下岗了，面对生活的重担，只能卖淫苟活，最终却惨遭杀害。这些不幸的事情，为何巧合的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呢？
一方面，底层叙事，也许不仅仅是对苦难的控诉，也应该夹杂着一丝理性的思考。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对苦难的叙事，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算是悲悯，更不是震撼人心的大悲悯。只有积极面对待了人类的恶，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丑态，只有细致的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劣根性，还有病态人格所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才可能拥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去悲悯底层的人物。”[8]（p15-18）《霓虹》结尾处，倪红梅为了阻止假币流入到不法团伙的手中而惨遭杀害，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倪红梅没有做反抗，居然还对杀害她的人再三致谢。这和前面为了女儿的生活才卖淫的形象似乎不相符合，让读者在之前产生的对倪红梅高尚品格的界定产生了认知上的错位。这样的结尾，也有可能是作者为了凸出人物倪红梅的高尚品质所做的考虑。但是这样更显示出了底层文学在叙事上的通病，意识先于行动的痕迹比较明显了。还有，作者在此似乎还忽略了一个方面：毫无怨言的接受生活的苦难不一定等于道德的高尚，作者将倪红梅为了养家糊口而卖淫冠以母爱的伟大；而周围的街坊邻居看到了倪红梅家的困难，对她卖淫的行为没有多加谴责，似乎在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异样的“默许”。但是经过仔细思考，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女主人公卖淫的行为，加以了更多的笔墨，堕落似乎成了底层无奈的选择。如果以这种内在逻辑的去构建主人公，将道德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除了能让读者对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产生更深的同情，还有自身道德感的强化外，也许很难将文本引入到更深层次思想探索。而相反，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中，不仅写出了在生活磨难下，女人为了艰难的生活，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此来维持生活，而男人面对这一切却熟视无睹，内心麻木不仁，而且更多的表现了这熟视无睹和麻木不仁之下还没有完全沉睡的痛苦。沈从文没有详细叙述女人如何卖身, 也没有写丈夫如何感到痛苦, 而是以文末男子莫名其妙的哭泣向我们揭开了丈夫心灵的一角。文章含蓄蕴藉, 同时不乏力量, 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兼重。就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都求助于道德，而所谓的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9]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