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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的短篇小说和她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基本一致，展示的三大场景是非洲大草原，英国和广袤的宇宙太空。作品的主题涉及妇女的生活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矛盾和种族歧视，及20世纪国际社会的诸多政治焦点问题，如美苏冷战、原子战争、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少年暴力、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等。由于她的文学成就和她的作品对妇女遭遇的如实记录以及对妇女命运的深刻关注，更由于她的女性身份，莱辛被西方评论界视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一大旗手。
对女性主义的密切关注使莱辛被公认为最出色的的女性主义作家。莱辛的许多作品，无论是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还是代表作《金色笔记》，都从女性独特的视角聚焦了女性的心理和生活，描述了她们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当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在她的长篇或者是短篇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状态。尤其是代表作《金色笔记》，作品展示了一位现代女性的精神世界，探讨了她所面临的婚姻、政治、社会诸方面的问题。小说因其深入探讨当代女性自我认识、自我解放道路而成为一本女性主义的必读书，并常被誉为波伏娃《第二性》的姊妹篇。[3]（P320）
女性作家在英国文学中独树一帜，在莱辛之前，有很多女性作家为“自由女性”这个主题书写过许多辉煌的篇章。最著名的莫过于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也是20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锋，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伍尔夫指出了女性在追求理想中的种种压制。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个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成为作家发挥自己的创作潜能。伍尔夫号召立志写作的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和每月500镑的收入”，这体现了她坚强不屈的女性意识。格特鲁德·斯泰因在《作为阐释的写作》中主张女性作家应该努力颠覆她称之为“男权诗歌”的男权叙事传统。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许多短篇小说中歌颂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与相互理解。美国女性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在小说《她们眼望上帝》中塑造了一个热爱生活、打破传统、努力追求幸福的黑人独立女性珍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1949年横空出世，并迅速产生轰动效应，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在波伏娃之后，美国著名女性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的纪实性著作《女性的奥秘》问世。该书认为，传统观念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严重限定了女性的能力发展和对理想的追求，引发广大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共鸣，成为“美国新女权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宣言”。这些女性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她们描写新时代的女性生活，为广大女性树立榜样。正如吉尔伯特与格巴所说，20世纪的女性作家“发现了女性写作的新大陆”，正如哥伦布改写了世界地图一般，“她们永远地改写了女性书写的地图”。[4]（P115）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在惊世之作《金色笔记》诞生之前，莱辛的《被陆地围住的》（1965年）以及《四门之城》（1969年）。铺陈女主角玛莎·奎丝特的醒觉与解放，但又弥漫着绝望与宿命的色彩，为女性成长小说立下新典范。在这五部曲中，莱辛展示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笔触诚实细腻，风格有印象主义色彩。前期还有一本《去19号房间》是以女性命运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揭示了二战后英国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莱辛在这部短篇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的男主人公马修·罗林斯是当时英国中产阶层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为人精明、冷静、谦和、幽默、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因而被视为忠实可靠的人物形象，也是那个时代英国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一个楷模。然而这种常态下的井然有序和温文尔雅，与其说是出自本能，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会说话的工具，一个社会生活中没有灵魂的“聪明人”。而小说的另一面，苏珊，在这部作品中始终作为丈夫的影子出现。莱辛在呈现她的性格时，刻意忽略对她个性的描述。苏珊出场时是一位为谋求共性而自愿改变自我的牺牲者形象，是当时英国社会对理想妻子所期望的一种审美标版。作者在作品的开篇就已经埋下了苏珊最后悲剧的伏笔。在生活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安排的井然有序之后，她很快就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压抑。在最小的两个孩子开始上学之后，苏珊意识到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于是竭力想重新找回曾经拥有过的独立的感觉。但要找回这种感觉，苏珊必须首先摆脱自己原先已经接受了的那个传统赋予她的角色。然而问题是，一旦她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我行我素，必然会被当时的社会界定为丧失理性。苏珊的悲剧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3]莱辛在此作中所倾注的思想，与当时西方盛行的女权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正因如此，莱辛常常被西方许多女权主义者看作是领旗手，她的作品《金色笔记》体现出鲜明的女权主义特色。在《金色笔记》中最醒目、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体现女性主义的地方莫过于五个标题“自由女性”，人们最愿意去相信，也最容易相信，作者在作此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在文本中也不乏“自由女性”这样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