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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妻子韩氏不像长期受到封建教育毒害的那些女性一样矫揉造作，整天躲在闺阁之中避不见客。她不愿受封建礼教的约束，要做真实的自己，不虚伪，不做作，追求自由和平等，她敢于向丈夫表述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做出打通墙壁观察丈夫与客人交往场景的这种行为，通宵达旦而不知倦。这样做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这就是不守礼节，道德败坏的行为，她做出这样的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是多么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也显示出山涛妻子韩氏的非凡的见识和思想，她独特的风采跃然纸上。赵盛国在《文学教育》中说：“可见此时期的女性已经不满于仅仅封闭于自己狭小的闺阁之中，而产生了侵入男性生活领域的兴趣，也反映了当时妇女不避嫌疑，相当自由开放。”[4]（P10）
《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德行》第三十六则中有含辛茹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谢公夫人；《文学》第三十九则中有爱儿大病初愈，不舍其劳累的王夫人；《贤媛》第一则中有能够洞察大局，深思熟虑的陈婴之母；《贤媛》第四则中有明事理、爱恨分明的卞后；《贤媛》第六则中有不因丈夫嫌弃容貌而敢于同丈夫争辩、遇事沉着冷静、不乞不求的无颜女许允妻；《贤媛》第九则中有机智敏捷、能言善道的诸葛之女；《贤媛》第十四则中有文采出众，写出流传于世的《女训》的贾允妻李氏；《贤媛》第十六则中有尚义和睦、持家有道的钟、郝二人；《贤媛》第十九则中有为儿卖发换米、砍房烧柴、碎垫喂马来款待宾客的陶侃之母湛氏；《贤媛》第二十三则中有劝谏丈夫“恐伤盛德”的谢太傅夫人。
李泽厚曾说：“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这是玄学区别于儒学的一个根本之点。这种强调带有‘人的觉醒’的重要意义。”[5] (P8)正是在玄学的影响下，《世说新语》中编撰、记录的女性形象能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彰显着独树一帜的风采。
其次，南北两朝分立，积淀已久的南北文化差异，使得南北朝文化审美多元化，开始关注女性个人魅力，造就了《世说新语》对风雅睿智的女性群体的编撰记载。
中华文化南北差异一直非常明显，北方接近于权力中心，较世俗，崇尚教化、伦理，重功名利禄；南方远离权力斗争，受礼教的影响小，轻世俗和功名利禄，人性接近自然。在南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战乱纷飞，人们为躲避战火，不断迁移，使社会风俗发生巨大转变，对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正这是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人们对宇宙、政治、人生、艺术等，都有新的看法和见解，这就有利的推动南北朝人们的审美文化在古今、新旧文化的冲击对峙下，实现了融会贯通，使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的“自发”转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自觉”。
王一芝和戴忠在《<世说新语>中男女角色的审美错位》中说：“早在魏晋时期就可以发现,魏晋男女角色出现审美错位，男性展现阴柔美,女性表现出阳刚美。”[6]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新的转变，让魏晋南北朝的审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独放异彩，展现独特魅力，男性的言语行为、穿着服饰开始女性化，女性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编撰者刘义庆，生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自觉”的时代，深受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的熏陶，一改前人忽视对女性形象编撰的状况，开始大量记载当时社会女性的逸闻趣事，反映出女性的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性格迥然的女性形象。《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德才兼备，知情晓礼，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女性内在的真性情、自然美和人格美，真实地再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所特持的镇定自若、沉着稳定、机智善变、卓尔不凡、行为勇武等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