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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几十年的静养政策，人们也开始发现儒家“礼治”的重要性，它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这同时也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更好地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于是，当黄老思想的忠实拥护者窦太后逝世之后，汉武帝借助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扭转了世风。一时间儒风渐盛，并以一种不可替代之势汹汹兴起，其统治地位绵延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两千年之久。“黄老政治使命的结束，以及儒家政治使命的开始，是西汉政治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5](p94)
纵然汉初的儒道之争最终以儒家全面兴盛而终结，但《史记·老子列传》中认为“学老子者绌儒学”的认知是只承认其对立，而否认其联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反之亦然。两者间的联系千丝万缕，人们也发现了儒道两家具有共通之处，于是自然地将儒家的仁义和道家的无为之治结合在了一起，开辟了两汉儒道互用之风。
“《韩诗外传》多袭用荀子”[6](p186)，而荀子认为“<诗>只有在‘隆礼’的前提下才有意义”。[6](p172)由此，有关于“礼”的内容在《韩诗外传》中自然为数不少。罗立君也曾提过“‘礼’是《韩诗外传》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与韩婴作为荀子诗学的传承者以及汉代特殊的历史境遇分不开。”[7]
前人有云，《韩诗外传》乃是《荀子》的别子，全书引用荀子一万四千字，凡五十四处，可见《荀子》一书对韩诗外传的影响有多大。然而在研究荀子思想时，我们不难看出其本身就杂糅着儒道两家思想。荀子提倡礼治，他于《劝学》篇中说道：“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他强调“国无礼则不正”《王霸》，“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议兵》，指出礼仪可以凝聚贤士，唯有礼仪周全，士人敬仰，国家才会真正的凝心凝力。《韩诗外传》继承了荀子有关礼治的思想，在其卷四《晏子聘鲁》一篇中，晏子出使鲁国这个礼仪之邦，礼仪变通周到，被孔子称赞为“礼中又有礼”，篇尾附上“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诗经·小雅·楚茨》，总结了礼仪要尽合法度，言笑要尽得其宜。
然而“黄老讲究无为，是在法制条件下的各自有为，这才能构成统治者的无为，因此黄老之学特别重视刑法，而荀子也继承了黄老的这一思想，所以荀子也极为重视‘法治’。”[8]如卷四第十章中表现，“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诚爱而时使之，则下之应上，如影响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罚竞消，而威行如流者，无他，由是道故也。”韩婴指出刑法之前首先应当以诚爱对待，若是如此还不听从，再以刑法惩戒，由此可见，“法”的实行必定要以“礼”为前提，正如先礼后兵，若是罔顾一切施行法治，反而会不得人心，就如季孙治鲁，“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章）“《韩诗外传》中儒道融合现象的出现，不能说是韩婴创造了一种新儒学或新道学，只能说是其本人的思想杂驳不纯，反映了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强大影响。”[9](P69)
上文提及“礼”与“法”的概念不仅与韩婴继承荀子相关，还与历史境遇有关联，荀子提出的“礼治”符合了汉代统治者的思想，其“法治”思想也是黄老思想的外延。“汉代经学家的显著特色是‘通经致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两汉经学史，就是两汉政治的缩影”[10](p7)。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