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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语言的高度生活化
周立波小说中的叙述者放弃传统的俯视姿态以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去写农民。一些作品更是尝试以农民的口或者农民的第一人称去叙述，因而在该种情况下，小说的叙述语言“基本上脱离了知识分子化而变为与农民乡土口语高度一致的朴素与简洁了。”[3]举例来说，周立波作品中大多采用口语化的短句叙述，较少有书面化的长句，句子结构相对简单，与口语相差不大。而这种叙述语言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乡村生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乡村的生活质朴且简单，较少变化，农民们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实指多而虚指少。运用农民式的口语叙述，“既能使叙述对象与叙述者达成一致，又能够使得作品更加质朴流畅富于生活气息。”[4]
比如《山乡巨变》中对于盛佳秀与刘雨生两人之间的关系的叙述：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很熟识。从解放的前几年以起，刘雨生一年要到李家做好多零工。他总是黑雾天光就来了，工又散的晚，李盛氏和他男人都喜欢他，说他勤快、诚实，做事又利落。村里人称他老刘，或是雨生子，或是雨胡子，盛佳秀的男人叫他雨生哥。她也习惯地这样叫他。
上述语言完全是将农民的口语融汇进叙述者的语言当中去，比较符合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三）方言土语与周立波小说语言特点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方言问题始终成为困扰大部分作家的一个重要问题。胡适先生在《<海上花>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得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这就说明在对于方言的运用方面，如何在“既表现乡村生活的丰富性又促使读者对于这种语言运用方式的接受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成为乡土小说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5]
我认为，在对于方言的运用方面，周立波先生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周立波在其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方言土语，并指出：“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就是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变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6]同时他非常注重方言运用的方法，作家并没有滥用地区方言，而是强调：“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我们都得有所产出，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炼。”然后作家又总结出一些使用方言的必要原则与方法：“为了使读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种方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都这不懂的字眼是，就加注解；三是，反复运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因而作家的方言并不纯粹是生活土语，而是对于地区的土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选择与提炼，以使得其作品能够被社会法中广泛接受。因此，王西彦在评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的时候讲：“应该说，在《山乡巨变》里，立波同志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是相当成功的。尤其像我这样的读者，虽然不是湖南人，却在农村里生活过，工作过。听得懂湖南话，读起来就感到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