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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物词要是停留在咏物上，无论写的怎样曲尽妙处，总是意义不大，境界不高， 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情思，不停留在物上，这样咏物就有了含义。[1](p147)
唐代70余首咏蝉诗，而唯独这三篇脱颖而出，不能说唐代其他咏蝉诗都是下层之作，只是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的三首咏蝉都诗有其独到之处，不单单精妙的描绘出了蝉的形象，更在乎于此蝉已非空有蝉之皮囊了，而被冠以作者之思，鸣诗人之音。蝉即蝉，蝉即我，我即蝉，我即我。可以说像这一类的角色转换、托物言志之法在他们的诗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谓咏物诗中的咏字，有歌颂吟咏之意，即作者或诗人因某一事物引起情感志趣方面的震颤并借以文字加以描述出来。此三首虽均为咏蝉诗，却并非单单咏物,“诗者，持也。持人性情”。[2](p13)人将情感寄于其中，借物抒怀。所以虽同咏一物，而蝉在三位诗人笔下却呈现出不同的意识情态：虞世南笔下的蝉有身居高位的清高之姿，洁身自好、风霜高洁之态；骆宾王诗中的蝉是一个身陷囹圄的落魄者，虽有蝉之高洁，却无处袒露的愤愤不平；李商隐笔下的蝉是一个四处漂泊，穷困潦倒的流浪者的形象，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一丝低沉消极。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这与他们身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境遇都有紧密的联系。
虞世南、骆宾王虽然同处初唐时期，但仕途之路却截然相反。贞观年间，为投君主所好，当时的大多数的诗作都以描绘宫廷生活以及男女私情为主，注重对偶、押韵，华而不实。像虞世南等人所编写的《北堂书钞》之类的书籍便成为了当时宫廷诗人作诗的参考工具。后期，受“上官体”的冲击，诗风上有着很大的变化，而位于此间的虞世南，为新诗体的形成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这首咏蝉诗，一改词藻靡丽华艳的之风，内容更是贴近生活，真实可感。此外，因为志性刚烈，为人耿直，敢于仗义直言，深得太宗器重，太宗也屡屡称赞其才华品格，作为朝廷之臣，能够将画像悬于凌烟阁之上以表彰其功勋，其在太宗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了。我们或许可以忖度诗人作此诗一方面是为了感激统治者的赏识之恩，另一方面也向君主袒露出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并以此来自勉。所以虞世南的官宦之途相对于骆宾王和李商隐而言，少了些许起伏跌宕，更多的是平坦大道。诗人笔下的蝉，有一种上位者的高度自信，孤傲清冷，是一种雍容华贵的清高者的姿态，绝对没有其余二者的愤懑之气，消沉之音。
然而,与虞世南同一时期的骆宾王却没有如此幸运，相比之下显得困顿了许多。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他，本该大展一番拳脚，奈何千里马终难遇伯乐，才负盛名却地位低下。一身的刚健风骨，加以难为阿谀奉承之姿，注定了他的仕途终将不会一帆风顺，命运多舛，真可以用“悲剧”一词概括其接下来短暂的一生。诗作《在狱咏蝉》，由题便可得知，这是诗人于狱中所作，想通过蝉来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不平之声。然而到头来，他的满腔报复，为国建功立业的幻想最终还是被现实的洪流残忍的淹没，空有一身才华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饱受牢狱之灾，但他仍旧心系国家，为君主不辨良臣，己身命运、国家前途所忧。所以骆宾王与虞世南相比，一个身陷囹圄，一个居庙堂之高，截然相反的境况，其心境自然不同而语；较之李商隐，虽然境遇大体相同，都有低沉压抑的情绪蔓延诗中，但骆诗却哀痛而不悲伤，失望而不消极，处处充斥着不平之鸣。
作为后起之秀的李商隐，早年便遭受丧父之痛，随母漂泊无依；后又经历安史之乱，四处躲避战火。他的一生就如同此时唐王朝一样，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已走向了不可挽救的覆灭之路。但他并不受自身所困，而是心系国家，关注民生。在他的诗歌中，政治类的题材占有很大的比例。君王昏庸，藩镇割据，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一系列社会症结在诗歌中都有所揭露，敢于直言，一针见血，这足以见得他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可惜造化弄人，早年因令狐楚对其有知遇之恩，后又因娶王茂元之女，被“牛党”视作背恩之举，所以在朝廷中处处受到排挤，不得重用，仕途之路处处受挫，穷困潦倒，空有满腹经纶，却只能沦落到长期在外做幕僚，过着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即使日日夜夜为国事所愁，为人民所忧，但其身躯却被一种无形的枷锁束缚住了，看着江河日下的唐王朝，只能为其默默流泪，心有余而力不足。生活困顿、国家危亡的情思充斥着胸腔，无处释怀，只能诉诸于笔墨之中。由此可见李商隐没有虞世南的平坦的仕途，又不像骆宾王满怀希望，所以诗中自然而然少了前两者昂扬的激情，更多的则是无力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