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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女性在社会传统中长期扮演受到压制的角色。当新移民作家站在异国的土地上对故国进行描摹的时候，故国的女性形象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加之新移民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女性，因而在她们之中，大部分都把女性生活、心理和品质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大陆发展的逐渐走向身体写作极端的女性主义相比，新移民作家的女性主义表现出的是一种更为宽广更为多维的文化视野。新移民作家与故国保持着一定的地理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这使她们能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更加冷静地思考女性所蕴含丰富的历史与社会内涵，从而独立地探索出以女性身体与隐秘思想来隐喻家园故国。严歌苓曾经说：“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8]作为一个新移民女性作家，在严歌苓的创作中，书写女性、剖析女性的情感与生命是她创作的重心。她以敏锐的视角切入女性形象的书写，在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在异国艰难生存的边缘女性形象之后，她开始将目光投入国内。经历了异域生活的沉浮、浸润了西方关于人的价值观后的她，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追问、剖析那个疯狂年代下的女性，她们被迫失去生命的尊严并承受着女性性格的痛苦变异，展现她们对于情感的欲望与生命的体验。而在她作品中，无论是身在异国他乡孤独困顿的边缘女性，如扶桑、小渔，还是经历疯狂荒谬年代风霜的女性，她们都恪守着被东方文化熏染过得古老的优秀特质，一种最原始也是最本质的母性特质，从而突显女性的存在价值。在大陆的女性主义深陷以身体为写作目的的窘境中的时候，严歌苓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特质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挖掘极端坏境下女性身上母性的敦厚与仁慈，赞颂女性的坚韧和伟大，这是她创作上的一种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当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