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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奈的坚守
中国拥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传统中国，家是根本，血缘是传统文化中最最基本的中坚环节。四书《孟子》中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1］(p90)这短短八个字就囊括了中国人的一切行为准则。正如《论语•学而》中说的那样：“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家庭的长子，因受传统文化的支配，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承担家庭的责任。家对他们来说，意着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意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生活趣。［2］(33) 瑞宣是祁家四世同堂的长子长孙，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时，若没有四世同堂的牵绊，他完全可以成为冲锋陷阵的，甚至是载入史册的救国英雄。将他的一腔热血洒在伟大的时代中。但作为长子长孙的他，在守家与守国难以两全的情况下，他最终痛苦地选择了承担家庭责任，他心里想在另一方面，一家有老有小，就平时来说都离不开他，现在就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显然不能。［3］(p30)家原本是一个温暖的所在，却成了搁浅瑞宣理想的刽子手。
因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是有点女性化的，行动方面他考虑的也是是否能得到大家的满意。他宁愿牺牲掉自己。感到长辈的脸色由郁闷渐渐的快乐高兴了起来，他又感到一点骄傲。他无法摆脱封建传统的陈规旧俗，去追逐属于自己的理想，他时常觉得自己是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是个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却又是一个无用之人，只能向命运乖乖低头。［3］瑞宣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知识分子，可现实让他不得不按照封建伦理规范来处事做人，这让他苦闷不已。他痛恨日本侵略者，明白抗战一定会改变现状，民族重新获得解放。但祁瑞宣却眼睁睁看着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亡国奴，他感到无比痛心。但自己在亡城里，无奈地留在老人身边陪笑度日。在家对瑞丰夫妇，他宁愿忍让二分，以求得四世同堂的安宁。在外他一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祁瑞宣的内心是希望能够直起腰板来承担时代所赋予他的责任的，但四世同堂的家却只能让他苟且偷生，这让他苦闷不已。他还一度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而结果只是徒增了他的苦闷。瑞宣处于夹缝中，陷入种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他这种卑柔软弱的性格就是传统文化的缩影，自小所受的教育和文化传统束缚了祁瑞宣，让他习惯了顺从和忍耐，长辈们的云淡风轻的几句话就可以改变他的命运，扑灭他的一腔热血。
祁瑞宣的思想到底还是深刻的，作为一名有理想抱负的人民教师，他靠着本事吃饭而不谄媚奉承任何人，作为长子长孙，他为四世同堂的温饱与和谐用心良苦。而这一切都是在守护祁瑞宣心中那永恒的价值——家。四世同堂是他无法摆脱的枷锁，是他永远的牵绊。老舍并没有让祁瑞宣成为六亲不认的“高大全”式的伟人,没有让他在日本军攻打北平时毫无顾虑地甩手一走, 而是把他置身于更加尖锐且更加复杂的情境中,让他充分考虑到自己应该承担的对于家庭的责任,从而使他选择了不去救国,只求养家的道路。
日本侵略者肆意地挥动着铁蹄，为了生存, 有些人是违背意愿地去作自己不想做的事。而瑞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把浓浓的爱国之情，升华成守住自己的民族气节。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境之下, 祁瑞宣都守住了民族气节。如果说瑞宣矛盾痛苦的来源是因为他报国与养家无法两全,那么至少可贵的民族自尊与民族操守在瑞宣的身上总是闪耀着光芒。［6］因为窦神父对中国的的侮辱，瑞宣毫不犹豫的辞去了教堂的工作，因为他不能忍受任何人轻视自己的祖国。他坚持信念绝不为日本人手下讨饭吃，只因为他不能让自己有一点误会的痕迹，他要保持清白。他更是拒绝了瑞丰替他运动校长的职位,甚至当英国大使馆被封,自己面临着失业,面临着生活没有着落,面临着全家几乎饿死的情况下,瑞宣也没有在日本人和汉奸的手下讨要一口饭。他义正言辞地说：“实在没办法，教我去卖落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作事。”［2］(p345)这就是他的信念。在一座将死的城池里,胸怀这种信念——既要生存下去,又要做到守节,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报国与守家的问题上,瑞宣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守家,但在气节问题上,他便不再考虑，不能因为要做一个孝子贤孙就向敌人低头臣服，祁瑞宣是宁可丢了自己的脑袋，也不愿意丢掉膝盖的。所以,当他被捕时,也就不再顾虑很多。哪怕面对的是死亡也不能让他高贵的头颅低下一丝一毫。他觉得这是罪有应得,因为他觉得没能奔赴抗战一线，只是窝窝囊囊的守着四世同堂就是一种的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