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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茅草地：文学启蒙的背景材料
一直以来，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以及《西望茅草地》分别被看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月兰》写的是1974年年轻的工作队员“我”为了响应“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促大干”的号召，毒死了农妇月兰家赖以维持生计的四只母鸡，并最终导致月兰投湖自尽。《西望茅草地》写1958“大跃进”背景下，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力大无穷和聪明无比”的英雄张种田在经济建设浪潮中领导农场开荒失败的悲剧经历。“韩少功是执着于生活经验写作的作家，“月兰真有其人”，“张种田也是真实的”，这两篇小说取材于作者作为知识青年在湖南上山下水的经历和见闻。”[1] P67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的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很功利很现实的创作动机，其思维方式创作方式都显得十分机械十分古板，在作家也有比写作文学更重要的东西的时代，文学更大程度是一种政治行为，对文化的表达、对思想的传递、对创新的思维都是放在次位的。1983年之前，韩少功的创作也大都具有政治色彩，且写作背景也基本处在启蒙主题的文化背景中，为启蒙时代的表达提供了具有弹性的话语空间。
在揭露和反思极左思想给人民和社会造成悲剧的宏大主题下，小说对湖南地域风物、方言俚语、民俗风情的描写主要是为设置情节和塑造人物提供大致的背景，基本不承载彰显地域文化特点的功能，地域描写本身不具有独立性，主要是为了服从宏大叙事主题需要，地域描写的意义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照下得以呈现，本身并不要具备自足的文化意义。
（二）鸡头寨：指向名族国家的地域叙事
在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对楚地的书写是自觉地文化视角下的地域书写，地域描写在小说中具有独立地位，承载着重要的文化理念。小说中丙崽所在的鸡头寨并非实指湖南的某村寨，甚至并非只象征巫楚文化，而是作为整个华夏文化的象征，指向以名族文化为话语建构。这使《爸爸爸》区别于一般描写地域风情的寻根小说。
《爸爸爸》中对楚地民俗风情有细致生动的描绘：对山中蛇虫毒性及解毒方法的介绍，对楚地放蛊、坐桩、祭谷神，打冤家习俗的描写，对丙崽娘骂街的古怪口音和恶毒语言的记录，对德龙唱古歌和村民唱“简”的展示，对砍牛头占卜和丙大仙显灵的描写等，都极具有巫楚地域风情。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谈中不吝抒发对‘“奇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2] 的楚文化的迷恋的韩少功，在小说中并没有赞美和歌颂巫风盛行的鸡头寨，而是以一支犀利的笔深入巫楚文化背景下的鸡头寨，竭力揭示它的荒蛮、愚昧、闭塞、落后。作者是在名族文化衰落的主题架构中审视楚湘大地，因而写作姿态不是爱之深而责之切，行文中渗透着冷峻的文化批判。这种地域文化批判式在寻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下确定意义的，其终极指向建构名族文化和重建国家形象。
正是由于对楚地的熟悉和执着，《马桥词典》也因此而诞生，完成了作者自己“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的愿望。小说中的马桥全称“马桥弓”，地名是虚构的，原型仍在湖南汩罗，是古代罗家蛮英雄射出的“方圆一矢之地”，是楚大夫屈原的流放之地，也是作者下乡插队的劳动之地。
韩少功选取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寨，借一个个词条的叙说来解毒马桥的风土人情，其用意远不止是为了马桥的树碑而立，而是通过对村寨个案的具体解读来理解普遍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和人生样态。如果说《月兰》时代的韩少功主要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言，《爸爸爸》时代主要是名族文化重建问题发言，两者都将地域文化描写消融在宏大叙事的主题里，那么到了《马桥词典》韩少功则开始立足于乡土本位，赋予笔下的楚湘地域文化以独特属性和独特地位，全心全意地书写这片土地区别于主流文化的特质，凸显其在“礼失求诸野”的时代的文化意义。换言之，韩少功在以强化和完善楚湘地域文化的方式传达自己的审美，试图引来源自民间的清新原始自然的文化活水注入主流文化，医治主流文化在规范统一的同时伴随的日久渐深的僵化与贫乏，以建立全民族新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