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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作家刘震云以其小说中的反讽叙事艺术最具特色，本文试图从语言反讽、事件的象征反讽、结构反讽和情境反讽四个方面来理解刘震云小说《手机》的意蕴和风格特色，试图对小说中的反讽叙事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61323
毕业论文关键词：反讽；语言反讽；事件的象征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
Abstract:This art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style of Liu Zhenyun's mobile phone from the four aspects: language irony, the symbolic irony of event, structure irony and situational irony.It tries to make an appropriate interpret to the ironic narration by this way.
Keywords:Irony;Language irony;The symbolic irony of event;Structure irony situational irony
中国当代理论界对反讽的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李建军在《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1]中对反讽的定义：“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逆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和戏谑意以及揭示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结构和创作原则。”
刘震云很早就开始采用反讽叙事。“《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系列、新历史系列，刘震云的反讽日渐成熟。《新兵连》已将反讽当成叙事的主导因素。”[2]“刘震云最重要的特色——反讽，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这是评论家陈晓明[3]对刘震云小说反讽叙事风格的肯定。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反讽手法的运用是刘震云的创作风格趋向稳定和成熟的标志。《手机》是刘震云的小说从乡土文学过渡到现代都市文学的“大跃进”，一改传统的宏伟叙事风格，所以主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经过深入地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其中深刻的主题意蕴：那就是在现代化冲击之下话语生态的异化，物的异化，甚至人性的异化。正如作者所言：“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磨合点，关注的是人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个东西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听得着，但是看不见，语言最能反映人的嘴和心之间的关系，《手机》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距离远近的问题，一些语言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关系的变异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4]
在文本叙事层面上，刘震云改变了传统的表达方式，反讽叙事精神在《手机》中得到强劲有力的体验；对于作品中出现的形象主体，例如人（严守一），物（手机），都被作者赋予一种变形的象征意义——人的精神世界的荒谬、迷失，道德伦理的错位；通过手机这一通讯工具产生前后人们生活状态的变化来折射出人与人之间话语的异化和信任的危机。与其说《手机》是一部长篇小说，倒不如说《手机》是一则充满荒诞感的长篇现代寓言故事，通过反讽的叙事方法在话语生态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重新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生存状态的空虚和精神世界的迷失。
一、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指作者在遣词造句服务小说主题的时候，为了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有意去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或者刻意无视既定语法规范的一种语言组织方式。”[5]在长篇小说《手机》中，充满了很多反讽性的话语，作者自己也说过：“小说的主题是说话。这里面有不爱说话的，有说假话的，还有说实话的，还有话中有话的。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时候说的是假话，有的时候说的是实话，有的场合话里有话。”[4]这些不同场合里的话语，没有把作者的态度与反讽意识直接显现出来，而是通过对文本整体氛围以及情节的塑造来间接地传达出来。同时，这也使文本想要表述的人物对象在人性上的扭曲，灵魂的虚伪和企图超出道德底线的潜意识放大、凸现，最终能淋漓尽地致体现出来。下面，我将从克制陈述、语义颠覆、调侃式语言等几点对言语反讽作简要说明。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