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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崔寔的法治思想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多是幼龄继位，他们无力掌控皇权，也无法遏制地方豪族势力壮大，中央政权基本掌握在外戚与宦官的手中，地方上的治理也多听命于地方的豪族。政治上的这种软弱局面使得汉代儒生大为不满，他们希望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儒家以外的思想。而在具体的施政手段上，高效率的法家政治则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崔寔的思想也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崔寔认为:“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施。……然疾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什不见信。”[4]P462崔寔在这里批判了泥古非今的“俗人”，认为要想社会得到发展，就不能一地师法先王，而是要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
崔寔提出“重赏深罚”的法治思想，有着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历史依据是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兴盛衰亡，现实依据则是当时东汉末年社会的混乱局面。他还为自己重赏深罚的法治思想提供了相应的佐证。“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鉴矣!”[4]P463崔寔在此用汉宣帝、汉元帝父子采用不同的政治策略，取得的不同政绩做例证，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重赏深罚的重要性。
崔寔还总结了两汉的历史经验，认为汉文帝是以严致平，应当恢复肉刑。他指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袅首，故谓之具五刑。”[4]P464而他又接着论述道“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损其命，鞭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民皆思复肉刑。”[4]464于是乎，“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乃定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4]P464这是从刑罚轻重的角度，总结了文景之治的经验，把以严致平、思复肉刑作为自己的主张。
他的许多言论都体现了重赏深罚的法治思想。比如他在提出“三患”之忧时说“昔圣王远虑深思，患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4]P465提出需要加强武备、以防战争时说“夫兵革，国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治罚”；[4]P467提出要增加官员俸禄、严惩贪污时说“然尚俭隘，又不上逮古赋禄，虽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赒其医，使足代耕自供，以绝其内顾念奸之心，然后重其受取之罚，则吏内足于财产，外惮严刑，人怀羔羊之洁，民无侵枉之性矣”。[4]P469崔寔认为要解决这些社会弊端，“深赏重罚”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段，只有赏罚得当，才能使人有所慑服，才能使社会安宁。文献综述
崔寔还反对滥赦。在《政论》中，崔寔认为:“大赦之造，乃圣王受命而兴，讨乱除残，诛其鲸鲵，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及战国之时，犯罪者辄亡奔邻国，遂赦之以诱还其通逃之民。汉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废旧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际，亦六七年乃壹赦”。[4]P469前人大赦各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虽然有着与民更始的作用，但一般也不轻易动用，因为这是惩罚犯罪的需要。但“顷间以来，岁且壹赦。百姓忸忕，轻为奸非。每迫春节缴幸之会，犯恶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为常俗，初切望之，过期不至，亡命蓄积，群辈屯聚，为朝廷忧。”[4]P469频繁地赦免，使得罪犯心存侥幸心理，亡命之徒肆意为非作歹，尤其是接近赦免之时更是胆大妄为，故意犯罪。“如是则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耳。”[4]469崔寔认为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由坐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又践柞改元际，未尝不赦。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是褒己薄先，且违无改之义，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4]P469本来的大赦是朝廷与民更始，但实际上在当时却起着纵容犯罪的作用，因此大赦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所以崔寔建议朝廷改变大赦的做法，向人民宣布今后永远不再大赦，那么民众才会害怕，不敢轻易犯罪。即使做不到这样，也该十年以上才偶尔大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