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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互联网大数据征信模式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1、 国外研究状况
Brealey , Leland和Pyle (1977 )认为金融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Stiglitz 和Weiss（1981）提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金融市场中，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供给约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会使信贷市场里的信贷配给现象长期存在。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放弃了对实际还款能力不能进行准确辨别的借款主体。
Stiglitz和Weiss (1981)认为银行本身的最大优势在于信息收集和信息传播。
Pagaon和Jappelli (1993 )发现信贷市场的竞争结构对信息共享产生影响，在竞争性的信贷市场中，如果信贷提供方相对其竞争者具有信息优势，信贷提供方则缺乏共享信息的动力，因为这会降低其市场影响力以及利润。
Jappelli和Pagano(2002)发现信息共享水平与高贷款可得性与低贷款违约率有关。
大数据既能极大推动社会发展，也可能侵蚀个体隐私。一方面，数据开放是大数据应用的根本要求，其中，政府部门是数据开放配最重要来源，而且对其他行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为此，西方国家以政府数据为切入点，积极构建数据开放的体制环境，大力推进大数据战略。比如，美国国会2007年通过了《开放政府法》;2009年，Data.gov网站上线，除了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限制外，全面开放各个联邦政府部门的数据;2012年，奥巴马政府投入2亿多美元启动“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另一方面，大数据应用使得隐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隐私保护难度越来越大。关于个体的碎片化数据，可能并不算隐私，但是，经过数据整合加工后，就可能全面刻画出你的行踪、癖好、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海量数据对于大数据公司而言是开放的，而它们并未纳入征信机构的范畴，不受征信法律制度的约束。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目标下，其行为容易对信息主体权益造成侵害。
2、 国内研究现状
叶文辉（2015）认为互联网大数据征信机构应该逐步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实现线上与线下信用信息共享与互补。
李真（2015）认为大数据信用征信尚处于初级阶段，顶层设计、法律框架以及行业发展规范远未成熟，而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性困境，有赖于未来强力有效的协调与规范。必须加强法律建设，完善相关立法，切实有效提升信用征信业的监管水平并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赖小民（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借助对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
崔吕萍和骆沙鸣（2015）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热词，而“互联网+征信业”的发展则更被业界认为是助力创业创新的有效途径，能激活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新动力，但也存在着法律诉讼风险较高、可持续性较差、真实性难以保证以及安全隐患等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