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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中二胡演奏的历史渊源
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无论在流行地区、文化背景，还是在艺术风格、演奏技巧方面都有区别地方性乐种，却于民国年间在上海激烈碰撞、相互影响、相互发展，不但使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的二胡演奏逐渐走向成熟，也为近代中国的音乐艺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中二胡演奏的产生背景
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同属丝竹音乐，都是我国近代发展兴盛的代表性曲种，二者均以地域命名，由此可见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江南丝竹是产生并流行于苏南、上海和浙北地区，音乐风格则充分吸收了江南文化中的小、雅、活等特点；而广东音乐则发轫于粤语语系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南粤地区兼容并蓄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正是上海快速发展并崛起的时期，大都市的兴盛吸引了全国各地艺人到沪演出，其中更是少不了代表本土音乐的江南丝竹和快速成长的广东音乐。当时江南丝竹在上海的演奏乐团大大小小多达十几个，其中以“大同乐社”、“国乐研究会”最为著名；广东音乐则在广东侨民集中的虹口附近犹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乐团形式从乐团、乐组到广东商人开办的餐厅酒楼常驻乐队、音乐小组等。不仅如此，当时富有名气的广东音乐家均有在沪发展的经历。因此，社团的兴盛和著名音乐人的汇集，加之当时上海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外部环境，成为形成广东音乐的主要原因。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南、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流使得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相互沟通和发展。一方面，《申报》作为当时上海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媒体曾多次报道二者同台演奏；另一方面，二者在沪的乐团多数有演奏对方传统曲目的记录。如江南丝竹的代表乐团梅友国乐研究社就将广东音乐的《小桃红》、《雨打芭蕉》作为保留演奏曲目；而众多广东音乐乐团在设立粤乐部的同时，常常还设立丝竹乐部或江南乐部。这样，江南丝竹乐团和粤乐团有了长期频繁接触对方乐种的机会，如此局面，为广东音乐中的二胡演奏方式的成熟和粤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广东二胡的创制与江南丝竹二胡的关系
要对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中二胡的演奏技巧进行对比，首先要从广东二胡的创制说起。而广东二胡与江南丝竹的二胡演奏的渊源，从它的创始人吕文成的阅历中便可窥得一二。吕文成先生祖籍中山，三岁便随父移居上海。他早年在上海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善于演奏江南二胡、小提琴并精通西洋乐理，这些都为日后创制广东二胡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于吕文成先生创制广东二胡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较为可信的是黎紫君的《吕文成成名史略》。据此书记载，吕文成在当时的上海滩已小有名气，扬琴独奏已然独当一面，“实为粤人在异地扬眉吐气……至今仍传颂不衰”。但坊间不免有不屑之声，说他“独沽一，方是技穷”，正是受到这一刺激，使吕先生暗下决心，钻研江南二胡，虽四月学成，但仍觉无法与名家分庭抗礼，自己也感觉在旋律上没能发挥突出的音色，苦思之下，他顿悟到“七板线”的妙着……用第一把（盘线）作低音，第二、三把（中、下盘线）作主音，如此试验，甚是悦耳。经过这次成功的改进后，吕先生又大胆地对《三醉》、《双声恨》进行变调处理，不但越发动听，而且异于江南、广东传统音调。在公开演奏之后，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报章赞扬变调曲独步南中、实为高山流水之曲。由于江南二胡在构造上皮厚弦松，在1926年前后早已返粤的吕文成先生常常面对南粤潮湿多雨的情况下江南二胡易受潮脱胶的问题，在与制琴师傅交流后，试图用广东二弦的薄皮紧弦来替代。新的二胡试制出来后，吕文成先生又将小提琴的钢弦改装在外弦上。经过如此改制，新的二胡发音尖锐响亮，外弦为D，内弦仍为G，音色与江南二胡大为不同。之后吕先生又改以双腿夹琴、锯短琴杆、改以圆柱形共鸣箱等，在寻得最近音色的同时，避免了沙音和杂音的出现，广东二胡正式创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