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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番锣鼓”的演奏主要用于宗教、民俗活动和礼仪。笛（极少量乐曲只用笙）是“十番锣鼓”的主奏乐器，打击乐器较为丰富，有板鼓，大锣，铜鼓，齐钹，马锣，春锣木鱼，梆子，汤锣，大钹，小钹，内锣等。“乐队至少由六人组成，乐员常兼奏数器，常用乐器有一人操铜鼓、板鼓、双管、小木鱼、汤锣等乐器，一人奏笙、大锣、中锣、春锣，一人奏拍板、木鱼，一人奏三弦、大钹，一人奏二胡、喜锣”。[3]“经历数百年流传，历史的沧桑，在文学内容，艺术风格，演奏乐器，形式，技巧上各地都扬弃和创新。表演者大多是职业、半职业的艺人或道士。在节假日和民俗活动中，也有民众自发的自娱性演奏”[4]。
楚州“十番锣鼓”之所以冠以“楚州”二字，反应了楚州（现淮安区）和“十番锣鼓”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的渊源关系。楚州区名人辈出，不仅产生许多历史伟人、民族英雄，而且文学音乐不断产生大家、大手笔。楚州十番锣鼓，是名城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漕运是封建社会军事供给和维系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楚州就是当时的漕运交通指挥中心。当时的楚州区（现淮安区）是一个政治、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漕运总督部院所在地楚州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运河线上“四大都市”。
清道光时期，当时府署官员家中有祭奠，贺寿，庆典等一些重要的活动，都要演奏“十番锣鼓”。孙毓卿常被官员请去家中表演。这时的“十番锣鼓”戴着宫廷音乐的光环，普通的老百姓很难得的听亲耳听见亲眼目睹它的风采。因此，孙毓卿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尝试性的将宫廷昆曲音乐加上有地方风俗的唱词和打击乐，在节奏上加以改变，并创造性的填写上了大量歌颂美好生活的歌词，改编创作而形成了楚州十番锣鼓，也称“武昆”。更适合平民百姓传唱和欣赏。
楚州十番锣鼓，是非常宝贵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十番锣鼓”在楚州区兴盛了近200年的历史。现今还有两本十番锣鼓的孤本。据考证，一本是流行于清末明初的，另一本是传于道光年间。全盛时期，楚州曾有十多支演奏十番锣鼓的团体（当时叫堂子），最有名的当属在南门一带的“良安堂”，以粮行的商人老板为主，有20多人，以周眉宾为代表，擅长演奏笙，箫，管，笛。这个堂子的演技最好。在河下有从事杂货行业的“敬安堂”，第二代传人是丁建刚，丁建科兄弟。陈宝富是“敬安堂”的第三代传人，河下人，出生于1914年，小时候读过几年的私塾。擅长演奏胡琴，琵琶等乐器以及一些打击乐。这个堂子是正宗的老班底。还有以从事布行为主的“善安堂”。1939年的正月初七，日军占领楚州区，从此再也无人演奏“十番锣鼓”，原先的艺人们都相继去世，因此人亡艺失。“十番锣鼓”被埋入历史的尘封，寂静无声了大半个世纪。
有一位老人叫陈宝富，他生于1914年，是楚州“十番锣鼓”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江苏分卷上收有他的小传。他十来岁就师从丁建刚学习“十番锣鼓”，其师祖就是楚州“十番锣鼓”的创始人孙育卿。日军占领楚州区后，当时年少的陈宝富从年过古稀的丁建刚师傅手中接过“十番锣鼓”的古谱并郑重答应要将“十番锣鼓”发扬光大，永远传承下去。楚州区文化馆的音乐研究人员周宝洪无意之中接触到了陈宝富老师。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通过交流沟通，陈宝富把周宝洪当做同行之音，相信他能将“十番锣鼓”传承并流传下去。于是，陈宝富把他从他的师父丁建刚手中接过的“十番锣鼓”的古本慎重的交给了周宝洪。不久之后，陈宝富就因病辞世了，周宝洪夜以继日的琢磨古本，探访问询很多名家翻译古谱。文化部门也积极排演试音，最终使得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古乐又再一次重现在世人的眼前。原汁原的古装“十番锣鼓”《咏花》一曲，重又回荡于名城楚州的上空，而且登上高雅的表演艺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