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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衍极》中我们不难看出，郑氏对于三代以前上古时期的神往与崇敬，认为圣人造书乃得天地之用，万物之理，而后世却不知造书之妙。由此可知他所认为的“法”确是古法无误，郑氏认为尊崇古法才是正路，圣人的取法天地才是“法”的最高境界。这点在刘有定的《衍极》注中：“圣人之道，惟典籍《751经》，《751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751书。” 相互印证。
书法之邪正在郑氏看来竟是因循守旧，这点与他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郑杓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扬者，在他看来，北宋诸家“尚意”的主张与实践，都是不守正统法度，不是书法的正道，这就与宋人一般的论书旨趣有了一定距离。刘有定在注文中曾引赵伯暐的（《<续书谱>辨妄》）诋諆姜夔之崇尚苏、米，这点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看法完全一致。朱熹在他的《晦庵论书》中写道：“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 理学思想的根本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主张，他否定人们的个性追求，所以理学从根本上对于艺术就是复古倒退，反对变法创新的书史观。
刘有定所谓：“今古虽殊，其理则一”的主张与韩性“异者其体，同者其理”及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移”之论述一脉相承，因此他强调书法应当不失古意而继承古法，刘氏从“心画”角度出发，以为近世人心不古，教学不明，故书风日衰，来由特立独行之士起而一扫陋习，重启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