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一时期外域来华僧人中来自葱岭以西地区所占比例很高，几乎一半。葱岭以西的主要是月氏、康居、安息、罽宾、天竺，葱岭以东的主要是西域地区，有高昌、凉州、敦煌、金城、武威等。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佛教是沿着两条路线向外传播的，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于阗、龟兹传播的，是北传佛教。因此葱岭以西的国家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据点，这些地区的佛教对于我国佛教发展作用重大。比如月氏，“大月氏不仅为中印文化之媒介，并为我国佛教初期的策源地”。 罽宾的佛教至迦腻色迦王时代，达到极点，“当时犍驮罗国及迦湿弥罗，遂成为佛教中心地，当举行所谓第四次集结之时，佛教界威德沙门，咸集于迦湿弥罗国，故当时此国已成为佛教渊府矣。”
第二，这一时期外域来华僧人以天竺居多，据笔者统计，有33人，占这一时期外域来华僧人的近五分之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元四世纪至公元751世纪这一时期，印度处于笈多王朝统治下，笈多王朝整体对于宗教持宽容政策，允许多种信仰同时并存，在这种氛围下，佛教依然遍布全印度，并继续向外扩大。二是，这一时期中原佛教的发展呈上升态势，一些外域来华高僧被统治阶级所信崇，各个政权的统治阶级采取扶植佛教发展的措施，吸引广大僧人来华宣法。三是，当时中外交通的畅通。佛教的北传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我国，南传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域僧人来华的线路畅通。四是，外域来华僧人们的宗教热情促使他们不远万里，不畏艰辛长途跋涉来华传教。  
第三，西域地区来华僧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天竺的高僧大德来华之前，会在西域地区短暂停留，学习我国的语言和习俗。达摩笈多即在高昌地区学习的汉语。西域的僧人也有游历诸国，从而掌握各国的语言，道普本是高昌人，少时游西域，走遍诸国，“善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 因此外域来华僧人中西域诸国的高僧是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外域来华僧人的姓氏很有特点，大多是以其原籍贯地为姓氏。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月氏的僧人大多都是“支”姓，如支娄迦谶和支谦。安息国的僧人大都是“安”姓，如安清、安玄。同样，“竺”姓的外域来华僧人可以推测其来自天竺，如竺法兰、竺佛朔、竺叔兰、竺佛调。但是，这种情况也不绝对，天竺僧人中也有随自己家族姓氏的，如鸠摩罗什，其父鸠摩炎。西域地区的僧人多是“释”姓，如释弘充、释贤护、释法成、释僧侯等。
第五，外域来华的僧人的驻锡地分布呈现出极度的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多集中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形成了几个集中的分布点。外域僧人来华的驻锡地多集中于洛阳、长安、邺城、建康和广州等这些政治或者经济中心。这是因为这些地区通常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外域来华僧人在这些地方弘传佛法影响较大，效果更好。通常外域来华的僧人能够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如支谶、康僧会之于孙吴政权，佛图澄之于后赵石勒，鸠摩罗什之于后秦姚兴等。如此一来，通过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动，使佛教由社会上层慢慢向下层发展，进而被百姓所接收，进而促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全面发展。
    最后，除上表标注出来的僧人之外，还有一些僧人寓居在华。他们的祖辈由于种种原因来华定居，他们是直接在华长大的，如支昙籥和释昙迁，都是月氏人，均寓居于建业；康僧会，先人是康居人，后移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 释昙谛，“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往中国”； 释慧明，本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 释法平，本康居人，寓居建业；康僧渊本是西域人，生于长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域来华僧人考论(5):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3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