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亲政后，尤其致力于调整满汉关系，消除满汉对抗。除了依靠科举这一“正途”来选拔汉族文人以外，康熙还诏举“山林隐遗”，招募明代遗留的汉族名儒，来更好地进行满汉地主阶级共同统治。康熙十七年设博学鸿词科，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进行推举，康熙亲试，一经录取，即授翰林院官职。这些举措成功地笼络了汉族知识界中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带动了一批汉人文士与清朝的合作，化解和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满汉团结。

3.  学习汉文化的狂潮

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提倡“崇儒重道”[10]（165）。顺治十二年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日讲之礼，选取八名学术水平深厚的臣子，以原衔充日讲官[11]（218），无论民族。顺治年间，举行经筵盛典，在弘德殿祭告孔夫子。康熙皇帝对汉文化也比较热爱，在废掉以鳌拜为代表的满族旧势力后，康熙八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自康熙九年起，经筵讲学成为每年两次必须进行的“科目”。自日讲重开，清圣祖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下，孜孜向学，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稳步付诸实施。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收罗众多的汉族文人一同编纂明史，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又开始了对经济传注的大规模编纂合辑，这些措施成效卓著，一时名儒几乎全都参与到了此过程中。

康熙喜爱汉文化，提倡传统儒家学说，众多八旗官员为迎合康熙皇帝，也让其子弟研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参与到科举考试中。满族世家贵胄纷纷聘请汉人文士为师傅，向他们学习汉文化，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交叉为师的文化交流，极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满人这种自上而下学习汉文化、结交汉族文人的现象，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更是一种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承认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