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萧衍对于七言体诗歌发展的影响。现在所知道最早的七言歌行体是曹丕的《燕歌行》，随后也有一些类似的七言歌体诗被创作出来，如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但这些七言体诗的创作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一直到了萧衍，才为七言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曹丕的《燕歌行》虽是现存的第一首七言体诗，但是全诗逐句押韵，略显生硬刻意，不免缺了一些自然随性的风度和婉转咏叹的意趣。而梁武帝萧衍的七言诗平仄互换、婉转起伏，很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随后，七言歌体诗歌的创作才逐渐多了起来，一直到唐代真正的发达起来。在此中，萧衍等人对七言体诗歌的促进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萧衍对乐曲词调的创新

《梁书·武帝纪》中称汉武帝萧衍“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由此可知其博学多才。事实上，萧衍不仅在文学上成就颇高，在音乐方面亦是精通。“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新变’理论，然而对‘变’的重视在创作实践中流于言表。” [5]（P17）《隋书》有载：“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但是当时众人虽多有应答，却不知具体有效的改乐之法，于是“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逐自制定礼乐”。“萧衍自定礼乐，并制四通、十二笛之事在中国音乐史上亦为世所重。”或许是兼通文学与音乐的缘故，萧衍十分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并且将它运用于乐府诗的创作。

众所周知，乐府诗来自民间，是由民歌逐渐转化而来。而音乐自然是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萧衍提倡雅乐，《隋书·音乐志》中曾道：“音律节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会，自梁武帝之始也。”但他却也不拘泥于旧曲，对新歌的创作也颇为热衷。首先，他在登基称帝以后，自造了清商新歌。他有一首《襄阳蹋铜蹄诗》，在《隋书·音乐志》中亦有记载：萧衍为雍州刺史坐镇襄阳时，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认识的人都说，白铜蹄指的是马。等到梁武帝起兵，却是用的铁骑，“扬州之世，皆面缚，果如谣言”。所以在萧衍即位之后，以此童谣更造新声，为此曲作了《襄阳蹋铜蹄歌三首》，《隋书·音乐志》中提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这三首都是当时流行的五言四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