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切还只是开始。“霎那间,界限没了,准绳没了,秩序没了文献综述。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 更多的是废除而不是保留。存在的一切,都需要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一切人都要重新站队。然而,敌人依然不都站在敌人一边。一些人过了时的面具揭去了,另一些人悄悄蒙上更应时的面纱。”[2] [p86]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混战中,任何美好的古老文明或传统文化都神奇般的消失了,人们似乎回到了原始的蒙昧无知的年代。文革中的种种经历,让冯骥才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人的善良、勇敢、忠诚等优点和胆小、虚伪、懦弱等缺点都成了被利用的武器。”[3] [p1]文革激发了作者写作的冲动,文革与社会、集体、个人命运紧紧相连的关系,促使冯骥才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寒冬的晚上,冯骥才家的门板突然被敲响,很少有人敲他这个被抄户的门,而且还是轻轻地敲。他是冯骥才的好朋友,文革期间受到过严重迫害,最近刚从牛棚中被放出来。相别半年这个朋友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干枯的躯体。坐了半天,那个朋友终于放下烟嘴,若有所思地问道:“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1] [p40]听了朋友的问题,冯骥才陷入的深思,也是从那时起,他决定做些什么。于是,他开始偷偷的记录周边发生的故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间断地记录、创作。煤球眼里、车座地下、墙缝里……到处都有他用犀利的笔头留下的故事。为了防止被发现后被对好入座,他把故事中的人物换成英文名,还是觉得不安全,他索性把故事毁掉记在脑子里。就这样,他把周围发生的故事变成自己的记录,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想为下一代留下那怕一点点的记录,让后人了解这场灾难,防止灾难持续或重演。历史需要被记录,后人有权知道真相,经历者也有义务警示后来者。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3] [p6]然而,对于这段如此残酷的历史,教科书中只用简单的几句话草草的带过。文革已经过去,经历过文革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选择忘记,也有很多人选择默默忏悔,还有一些人依然活在那个时代,然而更多的人选择的是忘记。人总会不自觉地选择忘掉伤痛,但忘掉不代表一切都会好转,忘掉是一种逃避,逃避只是在伤口山涂了一层遮盖物,遮盖物下的伤口,也许正在慢慢腐烂。面对这样情形,冯骥才不禁反问:“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那些发生过的悲剧,那些巨大的悲哀是不是就可以被这样覆盖掉”[1]。对于那些在灾难中无辜的受难着,谁来给他们一个说法,谁来对他们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人,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3] [p7]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痛苦更不应该被淡忘。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正确认识过去,反思过错。“任何民族的奋发图强,都应该有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和清醒地面对过去。”
冯骥才历史文化意识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三寸金莲》为例(2):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66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