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与上述诸人皆有较亲密的交往,所以他们诗学创作中的宋诗精神,反对因袭模拟的精神,都对查慎行的文学研究和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其受益终身。他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体悟最深。据《苏诗补注例略》,23岁时,他便开始注苏,完成时已达52岁。在这29年中,四处游历,八方颠簸,只有苏诗常伴左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考核地理、订正年月……无不具有条理……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7](p78)可见查慎行注苏的成就之大,而且影响深远。查慎行的《苏诗补注》产生之后,引领了清代一股注苏风潮。冯应榴、范钦韩、翁方纲等人的注苏著作,使苏诗在清代的接受更加完整、广泛。他们注释苏诗,既体现了宋诗精神,又进一步促进了宋诗的传播。查慎行对苏轼诗歌的感悟之深,表现在思想上的相通,同时也可从他的创作中看出许多苏诗的特征。
缪钺和钱锺书偏重对唐宋诗的风格进行区分,而龚鹏程的立论则从风格形态进一步深入到了唐宋诗的创作过程。宋诗之所以重理趣,就在与宋人骨子里树立了一种冷静的判断、反省事物的思维习惯。与唐诗偏与人生青年阶段相比,宋诗则是人生中老年阶段,青春时期的热情才华渐渐消退,一种理性力量不由自主地蕴藏在是行中。不仅是宋诗的特色,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质。历史发展到了清代,封建王朝到了衰落时期,文化上总结、反省的精神更加突出,各个领域都出现集大成的趋势。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也不例外。查慎行等人在诗学宗尚上趋于宋诗,也是清诗想要创新、发展必须走出的选择。查慎行所重视的静观方式正式取得知性认识的基本途径。这种静观的创作态度,已经完全补同于唐诗的自然感性,而与宋诗的理性判断、知性反省精神相通。查慎行主张“诗之厚在意不再辞,诗之雄在气不再貌,诗之灵在空不再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所谓的“意”、“气”、“空”、“脱”也着重在超越具体物象上的理性精神。查慎行因苏轼《龟山》诗“身行万里半天,僧卧一庵初白头”[7]取号“初白”是他老僧情怀的体现,而这种老僧情怀,正与宋诗精神相通。
二、 诗中的知性反省精神
查慎行的诗收在《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及《续集》六卷中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始于雍正五年(1772)。诗集分五十二小集,续集分五小集,共有5100余首。每小集前概述一定时间段内的踪迹,查慎行一生的经历、心迹完整地展现于诗卷中。这种编集方法,在诗史上仅有杨万里的《城斋诗集》,而这正是陆嘉淑“此时必有此集”[7](p138)诗观的直接体现。每一首诗集中都有时间编年。诗歌记载了个人的历史,同时也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与同时期的分体编集的诗人相比,查慎行的诗史意识是比较突出的。查慎行诗数量多、时间跨度长、题材广泛,主要可分为论诗诗、咏怀诗、山水诗等,各种诗从不同角度显出宋调特征。
宋人的知性反省精神,也包括对诗学本身的自觉。查慎行的论诗诗,体现了他对诗歌本身的理性审视。查慎行创作了大量古体论诗诗,表现了他的诗学宗尚以及对诗歌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看法。他明确反对唐宋分立,提倡唐宋并师,以这种方式为宋诗争地位,与黄宗羲等立场一致。查慎行在《吴门喜晤梁药亭》诗中云:“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8](p138)《酬别许旸谷》诗云:“方今侪辈盛称诗,万口雷同和浮响。或模汉魏或宋唐,分道扬镳胡不广。何曾入室溯流源,未免窥樊借依傍。”[8](p150)查慎行对斤斤计较与狭隘的唐宋之争,而深陷于模拟依傍的诗风进行批判,主张转益多师,唐宋互参,溯源寻流,完整的学习前代诗歌,以求自称一家,脱去依傍之习。在诗学上提倡唐宋互参,创作中则延续宋调,是一般宗宋者常用的策略。查慎行等人对唐诗都是肯定的,并不像宗唐者对宋诗的拒绝态度。《初白庵诗评》的编撰者张载华曾说:“初白先生……每阅一编,必着评点,真所谓一字不肯放过也。”[9](p119)可见查慎行对前代诗的阅读研究也相当深入,真正做到了追源溯流。查慎行反对以学问为诗,提倡白描的手法,吸取了清初人们对苏轼、黄庭坚堆砌典故的批评。查慎行诗用白描,以平易见长,成为重要的艺术特色。 浅议查慎行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2):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670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