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六国论》：六国之弊，在于失“士”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苏轼（1037－1101），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轼论》是苏轼被贬官到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4]的艰难环境下写的,是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上)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大苏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遭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早前,表兄文与可就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石林诗话》)。而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到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苏轼此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容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轼论》,便是其中著名的史论之一。

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论“士”是苏轼的立论角度。苏轼觉得“圣人”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们本身能创造时势，而在于他们往往能很好的把握时势，即：“圣人不能为时也，时非圣人之所不能也，能不失时而已”[5]卷5P158。同时也能注意到时势的客观性，“很机智的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6]。而《轼论》一开始就列举“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且“见于传记”的历史事实,还说,不见于传记的“士”之数量,“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都同“养士”问题密切相关的论点,然后加以具体阐释。文中的“秦”,是指既并六国之后的秦王朝，而“士”,则是广义的,即包括文中的“智、勇、辩、力”四者。作者认为,“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但他们能够做到“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故“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对这些“士”,采取“因俗设法,使出于一”的办法来进行选拔,并继之以“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的正确政策,因此,六国得以“小安而不即亡”，例如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养客上千[7]。关于“养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还在篇末举出汉代仍然奉行“养士”政策的事实来加以强调,强化了自己提出的论点。可是,秦如何对待“士”呢？秦并六国前,“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然而，“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便采取了“锄而尽去”的错误政策,例如推行焚书坑儒政策，打击儒家学者，一时造成人心惶惶。把他们逼得不是饥寒交迫而死,就是揭竿起义以求活。《轼论》论“士”,旨在论述“养士”政策对于国家治乱存亡的重大关系,希望能为统治者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轼论》是大苏“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