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SNARC 效应的影响因素 1.3.1 书写阅读习惯对SNARC 效应的影响 SNARC 效应的成因中关于先天后天的两种假说，大多数的研究结果支持SNARC 效应是后天产生的。因为大量研究表明，即使数字与空间之间联系的这种倾向是天生的，但是后天长期的阅读书写等习惯和经验对 SNARC 效应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者发现对于上学前没有接触过数学教育的儿童，数字大小与空间编码之间还没有形成显著的联系。而对于接受过长期数学教育的成人则不同，他们存在小数在左大数在右的反应偏向[17]。 关于阅读习惯对SNARC 效应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文化中的语言在阅读方向上存在很大的区别, 因此SNARC 效应的方向也存在差异。 大多数人习惯的阅读方向是从左向右的（英语、现代汉语等）;另外有些语言（希伯来语、文吾尔语等）的读写方向是从右向左的。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实验时，由于这些国家的被试有着从右到左的书写阅读习惯，因此，SNARC 效应发生了变化，强度减弱的同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Zebian (2005)的实验任务要求被试确定并排呈现的一对数字是否相同,并进行“是”或“否”的口头反应。结果发现,由两个相同的数字变换方向组成不同的数字对，会导致被试的反应快慢存在显著差异。阿拉伯被试组对于大数字在左小数字在右的数字对反应明显快于小数字在左大数字在右的数字对。该实验结果说明，对于单一文化背景的阿拉伯被试，大与左的对应及小与右的对应更符合具有从右到左书写阅读习惯的这些被试，而在有过英语学习经验的阿拉伯被试的实验结果中也发现了大数对应左边空间小数对应右边空间的类似SNARC 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相对较弱。对此，Zebian 将这种类似SNARC 效应的数字与空间编码却方向相反的效应称为“逆向 SNARC”效应 [18][19]。之后， 在Shaki, Fischer 和Petrusic (2009)的实验中也发现了SNARC 效应，他们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被试进行了一项奇偶判断任务 [20]。该实验中的被试分属三种不同的文化:一组是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另一组是巴勒斯坦的被试还有一组是以色列被试。在这三组不同的被试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加拿大被试组，由于使用的英语和阿拉伯数字都是从左到右的使用习惯，因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SNARC 效应。与此对应的是，巴勒斯坦被试使用的语言和阿拉伯数字都是从右到左的习惯，因而呈现出从右到左的 SNARC。对于以色列被试组，由于其对于文字的使用习惯是从右到左，但是对于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习惯却是从左到右，因此在以色列被试的实验结果中,发现的 SNARC 效应强度较弱而且方向性并不一致,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对于以色列这组被试來说,常用文字和数字之间使用习惯的方向不一致可能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弱化了原本的SNARC 效应。 除了水平的语言使用习惯外，还有些地区语言的阅读习惯较为少见是从上向下的，这种阅读方向以日语最为明显,而对日本被试的研究中也相应的发现了从上到下的 SNARC 效应 [21]。另外，台湾地区也是以这种从上向下的阅读习惯为主，在一些对台湾人的研究中，发现当地人对简体汉族、繁体汉字和阿拉伯数字这三组材料存在不同的 SNARC 效应，而且，台湾人既存在水平方向上的心理数字线同时也存在垂直方向上的心理数字线。具体而言，被试对于阿拉伯数字的表征上，受使用经验的影响，被试形成了水平方向的 SNARC 效应，而对于简体汉字的表征上，由于台湾大部分简体汉字的文本时按照垂直方向印刷的，因此存在垂直方向上的SNARC 效应，而繁体汉字，由于字形复杂所以使用频率较低，因此，对繁体汉字既不存在水平方向的 SNARC 效应也不存在垂直方向上的 SNARC 效应。 1.3.2 手指数数对SNARC 效应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使用手指数数是儿童解决简单数字问题的一种普遍方式，因此，使用手指数数的习惯也可能影响到 SNARC 效应的产生。Butterworth 发现，西方的大多数年龄较小的儿童常常喜欢用他们的左手手指逐一地去列数物体， 他认为这样会使儿童从小建立一种较小数字与左边空间以及较大数字与右边空间之间的联系。Fischer 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点，不同的被试组，采用左手开始数数和采用右手开始数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研究说明不同的手指数数习惯会对个体的数字心理表征产生影响。 汉族与维族大学生的SNARC效应研究 (2):http://www.751com.cn/jiaoxue/lunwen_359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