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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萨洛维(Salove)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玛依尔(Mayer)提出的，Salovey 和 Mayer (1990)最初把情绪智力定义为“驾驭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情绪 ,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能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后来,他们把情绪智力定义为“准确地感知、评价并表达情绪,爆发和产生促进思考的情感,理解情绪及情感知识,调控情绪以促进情感和智力发展的能力 ”(1997)。并基于这样的认知提出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智力包括四个分支的能力,分别为情绪认知、情绪促进、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国内学者张耀华和王辉在对以上观点进行阐述时提出,以上四种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情绪认知是情绪智力的最基本过程,情绪管理是情绪智力最复杂的过程[1]。
关于道德判断，我国学者郑睦凡和赵俊华[2]曾引用Lammers的观点，即人们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两难问题，一般存在两种道德判断，一种是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判断一个人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其是否符合现有的制度、法律或规则。在这种与之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行为的道德与否一般都是固定的，与情境无关。而与之对立的是一种基于结果的道德思维，即是否符合规则并不能决定个体的行为符合道德与否，而要视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3]。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道德判断的不同这个问题，柯尔伯格曾认为，根据规则进行的道德判断处于个体道德发展的较高级阶断如习俗水平，它脱离了客观情境，表现理性而审慎，而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则处于道德发展的低级阶段如前习俗水平，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Kohlberg, 1969)。但后来他在受到质疑和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对自己观点进行修正，提出道德判断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相反，它在整个道德发展阶段都取决于个人的利益追求，这是生物体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手段，习俗水平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可以看作是那些希望维护社会秩序的群体，为了使听众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而采取的一种交往策略[4]。
对于道德判断的机制，学术界从刚开始重视理性主义的传统，到情绪直觉模型的倾向，最后到整合认知和情绪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者们不断地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归根结底，争议的趋同点还是集中在了这样一个认识：认知和情绪可能都参与了道德判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认知派”还是“情绪流”，亦或是中庸倾向的整合主义观点，他们的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证明认知因素或情绪唤醒对个体进行道德判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非纵向地探讨不同年龄阶段（如青少年和成年）的个体在道德判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心理特点。这就导致了关于一个群体道德判断内部心理机制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有效地推广到另一群体，甚至是其他同质群体。针对这样的窘状，我们想要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情绪智力这单个方面来探讨其对道德判断结果的关系。另有研究表明，道德情绪判断模式与个体的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我们也准备使用相关分析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我国学者王鹏和方平运用情境故事法对中学生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研究结果表明，初中阶段是个体道德情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6]。所以，年龄（或年级）因素是否是导致中学生之间情绪智力的差异的“主效应”也是此次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此次研究对象是周口一中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三个年级的普通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295份，回收问卷290份，问卷回收率98.3%，筛除问卷中无效问卷83份，剩余有效问卷207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71.4%，其中，男生101人（48.79%），女生106人（51.21%）；七年级46人（22.22%），八年级101人（48.79%），九年级60人（2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