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在国内的调查研究申锦莲(申锦莲,2011)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一文中提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参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迁。这为我国社会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政府虽然在社会管理中仍然起主导作用,但社会组织却得到充分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说明我国的社会参与发生进步,社会团体快速发展。42084
王兵(王兵,2012)在《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研究评述》一文中提及“社会参与能够使社会公众真正成为处理自己相关事务、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只被看做成工具或手段。通过积极和有效的社会参与,公民的公共意识可以得到强化,从而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意识和自主空间。其次社会参与可以动员、组织、支持和推动公民采取行动,自己解决相关的发展问题,形成以社区或其他行动场所为载体的自治机制。” 这正说明了社会参与的作用及意义。论文网
刘红岩(刘红岩,2012)提出,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最终目标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是提高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的效率;在社会层面上是为了实现更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社会参与应该是公众的有效参与,而有效参与意着社会公众通过参与能够影响决策和治理过程,使其需求在最终的决策结果中得到体现,或被告知利益没有得到体现的原因。这里提出了社会参与的最终目标。
刘拯(刘拯,2013)在《社会参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基础力量》一文中提及“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依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公众参与社会建设搭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形式的参与平台,实现直接参与渠道同间接参与渠道对接,传统参与载体同新兴参与载体对接和个体参与层面同集体参与层面对接。” 这就提出了新形势下社会参与的途径。
(二) 社会参与在国外的调查研究
王新松(王新松,2015)的研究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公民的社会参与的研究更多的关心’参与’的部分,例如帕特南强调社会结构的建构和参与公民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以及改善治理的质量,在他看来,无论是通过足球俱乐部、登山俱乐部参与公众生活,还是通过参加选举来参与政治,都是公民的社会参与,并且都能够建立起公民的社会资本。”因此,公民的社会参与是包含政治参与和非政治参与等参与行为在内的更广泛的参与概念。
科恩(科恩,2004)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以”参与的广度”和“参与的深度”为指标来度量现代生活中社会参与的范围,所谓“参与的广度”指公民参与在生活中的普遍性;所谓“参与的深度”,指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并且他强调“今日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扩展参与的深度” 。这就给与了社会参与的度量指标。
阿恩斯坦(阿恩斯坦,2009)在社会参与时间发展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参与阶梯理论又进行了修订,他从社会参与的发起者、公众和第三方的不同视角解释了如何设计和管理参与的过程,使社会参与的理论更加简单化和易操作化。随后英国对话设计公司总裁安德鲁·亚克兰在阿恩斯坦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更易操作的参与层次:信息交流、咨询、参与、协作和授权决策。这就提出了社会参与的参与层次,为社会参与的实际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彼得·格雷费(彼得·格雷费,2004)的研究认为,以英美及北欧的福利国家正在尝试着以非营利的社会团体来提供主要的社会服务,非营利团体提供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家提供的服务更廉价,更具创新性、回应性。提供就业的服务部门的重要地位和政策上对社会团体的重视,都使得非营利团体处于一种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影响社会政策的改革。这里体现了社会团体对于社会参与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及实施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