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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综述詹姆斯•米德[1](J•Meade，1951)较早阐述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间发生的矛盾。米德认为：运用一种政策工具来解决两个目标，将会使得决策者陷入两难的境地，即著名的“米德冲突”。69141
米德之后，扬•丁•伯根[2](J•Tinbergen)指出可以同时研究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他认为，要想完成几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就应该有更多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即著名的“丁伯根法则”。
斯旺[3](Trevor Swan)在“丁伯根法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斯旺曲线，他认为一国政府想要达到经济的均衡，须使用以货币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调节国内收支，并且使用以汇率变动改变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的支出转换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
在此之后，罗伯特•蒙代尔[4](Robert Mundell)提出了“蒙代尔政策指派法则”：一国的货币当局应当依据比较优势原理，将各种政策工具使用在能够发挥其最大效应的政策目标上。在此基础上，蒙代尔进一步指出：财政政策应当被运用在调节内部均衡上，货币政策应当被运用在调节外部均衡上，从而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手段来达到内外部均衡。在此之后诞生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在研究宏观经济时，考虑到了资本流动、汇率制度和商品流动等因素，形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论文网
1979 年，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之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5](Krugman)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
2.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基于“三元悖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段照清[6]（2012）深入研究了我国汇率政策、利率管制、资本管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分析了“三元悖论”在我国的体现，最后得出结论：我国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加大了我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的难度。
刘敏、李颖[7]（2008）通过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进行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2005年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并研究、完善、及时调整货币篮子的币种及其权重,改善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机制,同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交易制度，并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按照蒙代尔和克鲁格曼的结论，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不可能同时存在，一国政府必须选择其中两项作为政策导向，以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经济持续增长。
在实证分析方面，李文乐、王彬、王继晖[8]（2011）在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基础上，建立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通过对模型参数的核准、冲击因素的识别，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和汇率波动都会对产出和通货膨胀产生明显的冲击效应，同时货币政策与汇率波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基于均值与波动方程的计量模型，我国人民币汇率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均值与波动溢出效应。
王帅林[9]（2012）对货币供给决定模型和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影响我国的货币供给。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能够通过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我国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业务等途径，来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